图源：Unsplash/Hans Reniers
导读

上海市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于2024年，是一家致力于发现和支持顶尖科学家，促进学术交流和科研文化塑造的新型研发机构。对标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尚思研究院希望用新的模式和机制，支持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和颠覆性的基础科学研究。
尚思研究院以“自由探索”为核心理念，由战略科学家主导国际小同行评审，选拔和支持那些具备原创能力、敢于开辟新路径的研究者，让科研重新聚焦于问题本身——由懂科研的人来评价科研，让科学家在信任中自由探索。
一个多月前，2025年“尚思探索学者”名单发布，这里介绍其中的几位。他们中有人揭示肿瘤休眠的奥秘，有人探索水稻性状的遗传图谱，有人重建视觉与听觉的可能，也有人用基因编辑改写生命的轨迹。可以看出，这是一群“不写本子，不追帽子”的科学家们，正在进行高风险高价值的科学探索。他们不计论文数量，不看影响因子，更不预设科研路径，只是回到科学最初的出发点——从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开始，潜心研究，独辟蹊径，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撰文 | 张天祁
2025年尚思探索学者、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员胡国宏，研究肿瘤转移已经接近二十年。他始终记得最初的疑问：为什么肿瘤会在多年后转移复发？
今天，癌症治疗的进步改变了病人生存曲线，病人的生命被延长，原发癌不再意味着绝症。但研究很快遇到新的极限，癌症并没有被真正驯服。那些已经清除病灶癌细胞的患者，依然可能在多年后转移复发。这是治疗的盲区，实体肿瘤患者超过九成的死亡，都由此而来。
二十年前，博士时期的胡国宏第一次直面这个问题。他意识到，临床上最棘手的癌症，是那些在患者身体里潜伏多年后重新出现的转移灶。医学上的努力大多集中在如何清除病灶中的癌细胞，却很少有人去追问，病灶清除后为什么依然发生转移复发。
一个提出已近百年的假说给出了线索：肿瘤休眠。它认为原发病灶在治疗前就早已扩散，而扩散的癌细胞在初次治疗后并没有死去，而是进入一种静止状态，在体内潜伏，直到某个契机被唤醒。
过去的研究已经成功看到了这些“沉睡”的癌细胞，但问题在于它们的命运如何。没人能确定它们是否能激活，是否是造成复发转移的元凶，也没人知道它们如何被重新激活。它在科学的记忆中被一再唤起，又被时间覆盖。百年过去，问题仍在原处。胡国宏决定去正面回答它。
休眠意味着隐藏，传统的检测手段难以看到这些细胞并辨别它们的状态，更难追踪它们的命运变化。必须从零开始，搭建新的工具与模型。国际上没有现成的方案，一切都需要靠自己的手去开拓。
他们成功建立了能示踪休眠细胞并观察它们状态变化的系统，利用这个系统进一步发现外界刺激能够打破维持癌细胞休眠的微妙平衡。临床上常用的化疗药物，在清除大量癌细胞的同时，也可能让潜伏的细胞重新被激活。那些原本沉默的细胞开始增殖，重新形成转移灶。一个近百年前提出的假说，第一次以可见的形态被科学家理解。
胡国宏常说，做这样的研究，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时间。“很多工作都需要长期的积累，然后才能厚积薄发。这种原创性、开拓性的工作，需要科研人员沉下心来去做”。他也坦言，在当下这个鼓励多发文、快发文的环境里，这样的厚积薄发常常会“感受到压力”。
他的这个担忧，正是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简称“尚思研究院”）想要通过资助优秀科研人才来帮他们卸下的包袱。今年，胡国宏成为2025年“尚思探索学者”项目的入选者。
学者提出的科研问题与他们在不确定中坚持探索的科学精神，而不是发表论文数量和等级，正是尚思探索学者的入选条件。对胡国宏来说，这是一种理解，一种允许科学家慢下来、回到对科学问题本身的深入探索中去。
尚思研究院也希望以此为标准来遴选并资助有原创能力的科学家，支持高风险基础研究，推动产生原创性、颠覆性科学发现，并推动变革，营造独辟蹊径、勇攀高峰、潜心研究的文化生态。

01 一场关于长期主义的实验

长期主义往往是一种奢侈的坚持。在科学界，它意味着抗拒快成果、快论文、快回报的诱惑，在一个看似缓慢甚至寂寞的过程中积累力量。
尚思的支持对象，正是一群为了解决重大科学问题，愿意面对不确定性、承担时间成本的人。他们在前沿领域里，做着难、慢、风险高的求索，也在用各自的方式验证一种科研信念：时间是科学的朋友，创新发现离不开时间。
2025年尚思探索学者、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黄学辉常说自己是个急性子，但偏偏做了一门必须慢下来的学问。
他是少数能用季节来计算科研进度的人。2016年，他在上海师范大学组建团队，从事水稻遗传育种研究。一期研究，从播种、授粉到收割至少要经历半年。变量太多、周期太长，一次判断错误，就意味着至少半年时间的重来。从确立课题，到真正发表出论文，往往要经历七八年。
田间劳动的艰苦，让慢这件事有了具象的重量，也让耐心成了一种日常。每年5月播种、6月插秧、9月收割，正值高温酷暑，上海的气温常常逼近40度。那是连出门都艰难的天气，师生们仍要整日泡在稻田里，插秧、授粉、采样、测性状。“田里的活不能停，不会因为放假就等你”。
黄学辉在田间地头
但慢并不代表原地踏步。黄学辉在等待中，始终在想办法让研究更高效。他从研究生阶段起就接触基因组学，希望能用分子生物学与大数据的方法改进传统路径。他要解决的，是一个核心科学问题：如何在基因层面上，准确鉴定控制水稻重要性状的基因位点。
在传统的育种体系中，研究者主要依靠育种家的田间经验，根据作物在不同环境下的表型，比如株高、籽粒形态、叶面积、产量等来判断优劣。这种方式延续了数千年，是农业最古老的知识形式。早在人类掌握科学语言之前，先民就凭直觉与经验在田野间驯化出适应环境的品种，那几乎是一种本能。
黄学辉把这种模式称作“老马识途”。而他希望做的，是在基因层面绘制出一幅新的地图，让后来的科研者不再依赖经验摸索，能够循着清晰的数据地图和导航，在遗传的网络里找到通向目标的路。
这张地图并不容易画。在水稻的遗传图谱上，每一个性状都被无数基因交织控制，还要叠加环境与气候的影响。要在这样的复杂网络里找到真正起作用的位点，需要在成千上万份材料中反复验证、排除，再一代一代地播种、观察、修正。
科研中也存在一些想法在一两年就能开花结果的研究方向，但农业研究格外需要耐心。即便技术再先进，也无法跳过时间本身。
“稻子有它自己的节奏，水稻的生长周期决定了研究必须一代一代推进，这是没法改变的自然属性。”黄学辉说，“这个方向考验的是耐心，它更像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
农业的世界，是关于秩序的。它依循季节、温度与光照的节律，一切都有迹可循：播种、抽穗、收割，每一个环节都可被预期，也必须重复。它的节奏稳、周期长、容错率低，代表着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确定性。
而科学的另一面，是不确定。长期主义不止有一种形态，黄学辉的耐心，是面对自然节律的顺从。张嘉漪的耐心，则是在混沌中寻找秩序。
2025年尚思探索学者、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嘉漪的本科是物理学，一个以精确和确定著称的学科。但在布朗大学攻读博士时，她主动离开了那个已被建立得近乎完美的体系，转向脑科学研究。
而脑科学面对的是不同空间尺度的信息传递单元、不同层次的神经活动、不同时间尺度的信息流动，目前尚不清楚意识如何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