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服务是店铺核心竞争力，能赢得口碑、让生意长久，所以我要求店里必须干干净净。
慢慢地，生意就做起来了。当时没有工作的亲戚朋友发现杨记麻辣烫挺火，就想跟着一起做，于是我也就有了注册商标的想法。杨记这个名字没法注册，误打误撞，就用了我自己的名字命名。
用本名，意味着我必须负起责任，加盟商一旦犯错，别人骂的就是我杨国福本人，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
每年2000元，一次签5年合约，我提供盐糖味精配比，再给一个喷绘的“杨国福”牌匾，就这样我开始做起了加盟。第一个正儿八经给我交加盟费的加盟商，叫李青山，目前也还在宾县开店。
2009年，杨国福已经有了几百个加盟商，我一年能赚上几百万。那时大街上都是美发店、服装店和手机店，餐饮很少，“杨国福”的名气出去后，每开一家店门口都会排起长队，一个县城四五家，加盟商都很赚钱，有的店一天卖1200碗，收入将近三四千元，但我晚上却睡不着觉。
生意越做越大，麻烦就开始多了，店面增多，管理开始变得艰难。当时有媒体曝光加盟商用前一天汤底，还有加盟商私下使用便宜原材料，他们觉得交了加盟费，我把“杨国福”的名字给他们，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知道再这样继续扩张下去很危险。
对我来说，一旦出事，都叫“杨国福”，责任在我，于是我决定叫停加盟，开始第一次做标准化的管理。
那一年，300多个加盟商，我一个一个去谈。如果要跟我干，就必须按我的标准来做，且我需要管理，你需要听，加盟商同意就继续合作，价值观不一致的，我就将其剥离。
对待食品需要有敬畏，如果没有敬畏之心，不热爱这个行业，我不会让他进入杨国福的平台。
当时很多人劝我，这么火的生意，你不做别人就去做了，再拖下去会失去市场，但我知道，赚钱不能把头别到裤腰带上去干。
杨国福加盟数量真正跑起来，是在2015年之后，2017～2018年是高峰。目前，行业从高速发展转到高质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好吃、环境变好、营养健康，行业标准在变高。
近5个亿，677天，在成都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工厂

2012年，去希杰集团（一家韩国企业，创始人李秉喆也是三星集团的创始人，主营食品、生物科技、物流、娱乐等业务）考察，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杨国福出海的种子也在那时种下。
当时，我去一个小粥铺打包食物回酒店，很小的店铺，打包袋里装着牙签、精致的筷子和分装的餐巾纸，而那时国内还在用绳子捆绑的餐巾纸，带刺筷子根本没有包装，这让我深受触动。
敬畏英雄才能成为英雄。这次考察其中一个日程是参观三星总部，这一天，对我而言是一种灵魂拷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未来我要做什么？我要成为什么？
我们去看了三星做辣白菜辣酱的工厂，天窗玻璃下面，摆着几百吨的横纹大米发酵罐，透过玻璃能直接看见发酵情况。后来，我又在美国待了20天，那里的汉堡店切牛肉时会先将表面的毛刺削掉，才开始切肉。
这种对于食品的把控和敬畏，让我看到了杨国福未来的方向，也让我明白，创业以来，我一直在做的是一个餐馆，而不是食品。自此，我心里便埋下一颗种子：我要建一个自己的工厂。
麻辣烫汤底的核心原材料是豆瓣酱、盐等调味料，我找遍了全国各种园区，考虑到运输半径，最终将工厂选址定在了郫县豆瓣酱之乡——成都郫都区。如需使用豆瓣，叉车不一会便能送到；这里周边盐矿较多，之前往东北运输一吨盐需花费八九百元，现在只需400元，只要建厂，就能利用距离把优势打造出来。
2016年，我一半的时间在上海装修总部办公室，一半的时间在成都建工厂。
成都的六七月，体感温度达到四五十度，我带着20多个年龄较大的叔叔阿姨，一人提了一个桶，拿着瓢往墙上浇水来做养护，以此来让工厂抗震。看到哪里不平，拿锹就一起跟着干。那时，我一天要走3万多步，经常干到晚上12点，累得精瘦，掉地上都看不着人。
建这个工厂，所有跟我合作的老板都“哭”过，建筑方、设备方等无一例外。
比如说二装做消防时，按照计划，烟台儿需做成弧形，打磨光滑，这样维修时便不会伤害到人。然而当时装消防的只做了直拉，没做斜弯，还告诉我他在英特尔就是这么做的，我争执几番，他又不听，我也无奈。全装完后，我仍无法将就，我知道这不是我的原计划，最终他们全部将其卸下后，重新返工。
我认为做事就应该这样，如果不按标准来做，结果自然也就不是我们想要的。就像一碗汤，什么料都减一点，做出来很可能就不香。
设备也是如此。为了保证车间环境空气，工厂仅装置地漏，就花了1600万元。
2015年，工厂选址定下后，下一步便是设备。当时全球设备展设在日本、新加坡、德国等地，德国科隆最大，当时我的签证签不了德国，就在北京找了家旅行社，先到法国再转机到科隆，几经辗转后，我终于来到了设备展，5天的考察刷新了我对食品制造设备的认知。
从灌装机、混料机再到风送系统，所有设备能联动成为一体，系统投料上去，产品被机器人分装好，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机器。

一套设备几千万，但却并非有钱就能买到，他们需要先调研，确定是否符合产品才能再谈。当时老外十分惊讶，一般是很大的公司才购买他们的设备，而当时杨国福在国内只有一个2000平米的“小作坊”式工厂，现在一下子就跨越到做成都4万平米的工厂。
建厂之前，我的计划投资是1.2亿元，但钱越花越多，一套风送系统8000万元，实验室3000多万元，最后变成了5亿元，翻了4倍多，当时压力比较大，也借了不少钱。
身边不同的声音很多，许多朋友都劝我，做好餐饮就好了，轻易不要尝试食品这个市场。餐饮的逻辑和建工厂做食品逻辑，差别很大。但一想到我脑海中那个想要的场景，我就决定继续投，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极致。如果想要事情取得一个很好的结果，那就不能太跟钱挂钩。
建成4万平米的工厂，行业内一般需要3～5年，而我是建造和设备双管齐下，只用了677天。目前，工厂建成8年，依然跟刚开业的时候几乎一样。
而工厂正是标准化的底层逻辑。有了工厂，前端门店才能有“傻瓜”模式的简易操作，加盟商只需听话照做就可以了。过去辣椒、花椒、胡椒每一样一勺或两勺来操作，现在用无纺布把三个混合一体包好，像茶包泡茶一样，加盟商只需一锅扔一包就可以了。
去上海，补短板

整个行业规模快速扩大，是从2012年开始的，我将碗式麻辣烫变成论斤称式，这是一个业态的跨越。
论碗装的麻辣烫，价格到每碗10元后就上不去了，大家对麻辣烫的印象一直停留在路边摊、杂乱差的小店，产品品类也没有调理肉等荤菜、丸子，只有几样蔬菜和面条。
但那时杨国福品牌的门店形象已经更新到了第三代，装修级别在上升，品类也更加丰富，于是我开始将碗装变成斤称。12元一斤，几十种菜品供客人自选，从大锅煮也变成了单锅煮。价格上来讲，从一斤12元，到15元、17元、18元，慢慢到30多元，这样一来，我们能在食材采购、服务优化等方面有更多资源投入，让这门生意持续下去。
过去，麻辣烫店只能在四五线城市，更是无法进入高端城市，用斤式后，就可以进入一二线城市，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2015年，杨国福总部也从哈尔滨迁到上海，那里拥有最前沿的信息，自带人才、国际优势，而我的团队缺乏的正是这些。
杨国福在上海第一家门店坐落在陕西南路，当时光房租就花了200万元，此后很快杨国福就进入了高速发展期，销售额也达到了几千万元，2015～2020年，中国连锁品牌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每天找来加盟的人非常多。
前些年，上市也是餐饮行业的一大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