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从公共属性和个人属性两个维度来审视教育。
公共属性要求教育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信念、价值体系、文化传统及制度的责任。同时，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所需的专门人才和人力资源。教育作为发生在公共领域的活动，还必须体现社会公平，保障每个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然而，教育更本质的属性是个人属性。这意味着教育必须面向每一个鲜活、独特的学生个体，引导他们逐步成长、成熟。教育绝不能空泛，它要求我们对每个学生负责，这才是教育的根本。学生的教育需求和目标都具有个性化和独特性，真正优质的教育对每个学生而言都是不一样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此外，教育不仅是向学生传递显性的、客观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在于隐性的言传身教。许多隐性或默会（Tacit）的知识与能力无法通过语言完全表达，必须通过实践、体验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实现积累和传承。因此，个人属性是多样化教育体系的基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意味着，教育的真正意义在于关注和促进每一个独特的个体，这是教育的基石。
最后，我们来审视大学中的核心活动属性。
我们经常在学校中看到教学与科研失衡的问题，这源于教育和学术研究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人类活动。
教育具有强大的过程属性：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过程，其理念和目标是外在的、主观的表达。更关键的是，教育的成效是匿名的，教师培养出优秀学生，却不能将所有荣誉归于自身；教育的成果也难以在公共空间中即时显现，因为教育是人对人的影响。学术研究则不同：它是人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可以有明确的计划和可衡量的结果。学术成果可以在公共领域中即时显现，带来荣誉和资源。
正因这种本质差异——教学成果的长期性和匿名性，与科研成果的即时性和显性化——导致我们在制定激励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教学与科研性质的根本不同，并赋予教师和学校更大的自主权和主导作用。

如何兼顾平等与效率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难点

我们希望建成教育强国，但实现的程度必然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试想，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教育体系，其间的根本差异究竟源于何处？当然，原因复杂多样，包括历史沿革等。但一个重要的维度在于，各国所崇尚的文化与传统不同。
以美国为例，其文化推崇自由与竞争，这使得美国的大学体系是在激烈的“拼杀”中发展、竞争出来的，由此形成了多样化且极具竞争力的教育体系——既有顶尖的学府，也有定位大众化的院校。
欧洲，尤其是在二战后，更强调平等与公平。例如，德国的大学基本上由政府管理，教师也是政府雇员，这提供了一种平等的教育机会。我们不能说欧洲的教育逊色，正是这种平等的环境，让学生不必被过多的选择所困扰，拥有更大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因此欧洲培养出的人才也同样优秀。
而我国在教育方面的基本理念，是兼顾平等，同时鼓励竞争。一方面，我们坚持每个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增强国家竞争力。在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中做到两者兼顾，殊为不易，这也是我们与欧美体系的不同之处。未来，我们在建设高水平教育体系时，必须充分认识并深入思考这一环境所带来的挑战。
文化传统之外，还有大学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也至关重要。美国崇尚自由竞争，其治理体系自然适应资源竞争和企业化管理；欧洲由政府提供资源保障，其治理则更强调学生培养中的平等性；而我们的管理体系则需要在维护平等与追求卓越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人们常说“文化影响人们的行为，制度决定激励和惩罚”。然而，无论体制如何，要想办好教育、建立起强大的教育体系，最关键在于释放学校和教师们的内在潜力。 必须鼓励大家去追求各自的特色，办出自己的风格，以更好地涵盖和服务教育机构所面向的人群。我认为，这才是建立教育强国最核心、最重要的路径。
最后，我想用哲学家和化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我们的思想总是要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深刻得多。” 这句话意在表达：我们所能言说和形式化的知识，仅仅是我们所有认知的冰山一角；大量的、未曾得到表达的默会内容，仍然需要我们去共同探索、去亲身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