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我个人感觉，目前缺乏一个理论框架，缺乏一种对整体运行规律的认识。”张嘉漪说。
因此，她考虑暂时搁置宏观的理论框架问题，从具体的视觉修复领域入手，但又面临一个具体的难题：如何让人工光电材料与生物神经网络沟通。正是这种非对称的信息吸引了她。
在实验室里，一层光电材料被植入失去感光功能的视网膜上。它接收外界光信号，转化为电流，尝试唤醒已失去对光反应的神经元。电流从材料表面传入神经环路激活神经元，再一路传递到视觉皮层。
神经系统大概率以电脉冲和化学信号传递信息，而光电材料世界的语言是光子和电子。每一次实验，都像在让两个世界学习彼此的语言，一端是硅基的半导体，一端是碳基的神经网络。让两种系统互相理解，就像要让两个从未相遇的种族建立通信。张嘉漪希望，下一代材料能自己学习神经的节奏，让光电信号更接近大脑的语言。
张嘉漪在实验室
这种未曾探索过的问题和为患者带来希望之光的使命感让张嘉漪感到兴奋。她说，她喜欢在科学的空白处耕耘，因为那里的每一步都意味着新的可能。

02 科研，不应停在论文里

尚思研究院鼓励科学家从社会民生和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凝练科学问题，面向国际前沿开展探索性研究，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的科研突破。
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2025年尚思探索学者舒易来教授见证了一个孩子第一次听到的瞬间。
那个孩子天生听不到声音，春节时鞭炮齐鸣，他却毫无反应。接受团队研发的OTOF基因治疗后，他被鞭炮声吓哭了。舒易来回忆说：“他父母马上就联系我，说孩子应该是听见了，全家人喜极而泣。对普通人来说，听到鞭炮声可能会嫌吵，但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奢望”。
舒易来最早被“听见”这件事触动，是在门诊。复旦大学眼耳鼻喉医院里，他常遇到这样的家长：父母听力正常，刚出生的孩子却在新生儿听力筛查中被告知听不见。结果来得太突然，家长一时难以理解，反复追问有没有办法治疗。那种无力与焦灼，让他认真思考，能不能用基因治疗，去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
全球约有 2600 万先天性耳聋患者，其中六成以上由基因缺陷引起。然而，世界上还没有针对这类疾病的上市药物。舒易来的团队在《柳叶刀》发表的成果，在国际上首次证明了基因治疗在遗传性耳聋患者临床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一群体带来了新的希望。
论文刊出后，他不断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家长的来信，他们询问孩子是否能接受基因治疗。但他不得不一一回复：很多孩子的致病基因并不是 OTOF，目前仍没有药物可以使用。
“我们希望能把现在的工作进一步向前推进。”舒易来说。他正在尝试研发针对更多耳聋基因的治疗方案，同时在做一件更难的事。重新设计治疗的载体。
耳聋相关的致病基因有上百种，每一种涉及的细胞类型、致病机制都不同，这就要求载体足够特异、安全、且能高效进入靶细胞。为了实现这一点，他的团队正在对 AAV（腺相关病毒）载体进行原创性的改造。
在实验室外，他们还研发出一套微针注射装备，用以将药物精准递送到内耳深处。这些技术的结合，也许能给更多人的生命带来颠覆性的改变，重新听见世界。
2025年尚思探索学者、上海科技大学基因编辑中心主任陈佳研究重型输血依赖型β-地中海贫血，是一种从出生起就伴随终身的遗传病。患者无法合成正常的血红蛋白，每隔两周就要输三四百毫升的血来维持生命。长期输血带来的铁过载，会损伤心脏和肝脏，排铁药物的副作用又让身体在治疗的同时继续消耗。
陈佳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有个孩子从一岁起就开始输血，母亲离开了，是姑姑独自抚养长大。“每个家庭都很辛苦。”他说。
对于中国南方数十万地中海贫血患者而言，造血干细胞移植曾是唯一能够根治的手段，但合适的配型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传统的基因治疗方法仍难以彻底治愈，还伴随潜在的致瘤风险。随着近年来血源日益紧张，患者与家属的焦虑不断加深。输血，等待，再输血，这样的节奏切割了他们的生活，也困住了一个又一个家庭。
陈佳始终相信，生物技术最大的希望，是能在临床上真正治病救人。他说：“如果不去创业，仅仅停留在发文章、申专利的阶段，是很难真正帮助到患者的”。他心里一直有个梦想，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帮助到患者。
陈佳开发的基因编辑治疗方法，给罕见病患者带来了一次治疗，终身治愈的可能。如今，这项研究已在改变现实。陈佳团队开发的基因编辑药物，已经在临床上治愈了十余位地中海贫血患者，完成了国家药监局批准的一期临床试验，正在等待进入二、三期的关键阶段。
陈佳（右）在实验室
对这些长期依赖输血的患者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逆天改命。他们的身体重新开始自行造血，终于摆脱血袋，这个始终与他们身体相连，又始终不属于自己的器官。
给陈佳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病人家属的一句话，“我们全家都解脱了”。在这次治疗里，治愈的不只是一位患者，还有整整一个家庭。
但要让这样的改变成为常态，意味着要承担“九死一生”的风险。
从实验室到临床，一种新药需要跨越无数道关口：药理学与毒理学验证、长期安全性研究、临床前动物实验、申报与监管评估……每一个环节都漫长、昂贵且充满不确定。在业内，人们常用“三个十”来形容这条道路——十年的时间、十亿美元的投入，最终只有十分之一的药物能走到上市。
面对这样的数字，他并未退缩。“这是每位做药人的理想，即使只有10%的成功率，我们还是决定要做……如果大家都不做，那患者就真的没有药可以治了。”他说。
陈佳与团队正推进新一代 RNA 编辑疗法，让治疗更安全、可逆、可控，“RNA 编辑是可逆的，对于一些大病慢病，患者可以先试用一段时间的药，并随时停药”。这种策略让基因治疗的风险和过程都变得更加可控。医生与患者不必在一开始就做出不可逆的决定，而可以在疗效与安全之间逐步寻找平衡。
“如果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取得突破，推动更多基因编辑治疗药物的上市，未来受益的将不仅是罕见病患者，许多常见病也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治疗。能够将自己建立的技术真正推向临床，造福患者，我相信这是所有生命科学研究者的终极梦想。”

03 让懂科研的人，去评价科研

意外，是很多科学家收到参加尚思评审通知的第一反应。
胡国宏自认并不是一位在发表文章上特别厉害的学者，如果只看文章数量，那他“肯定不是最突出的”。
当他突然收到尚思答辩的邀请时，第一反应是惊讶。“他们能邀请我，我感到很意外。”后来他觉得，这或许正是尚思的独特之处，它看重的，不仅仅是论文，而是问题的重要性、研究的原创性，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潜力。
黄学辉也为这次入选感到意外。农业是生活的根基，却很少成为科研体系的焦点。它与民生贴得太近，也因此常被视作纯粹的应用学科，无法罩上热点前沿的光环。
但是尚思看到了黄学辉的研究。农业的节奏缓慢，研究成果常常被时间掩盖。尚思并没有沿着热门的方向去找人，而是看到了黄学辉的默默在做的事，一项看似传统、实则需要耐心和远见的基础工作，还有他身上长期积累的力量。
尚思的评选不是申请制，而是提名制。它的逻辑不是筛选和淘汰，而是发现与看见。没有冗长的申请书，也没有层层筛选的答辩，只有简短的材料和一次真诚的交流。评审并不限定方向，也不设置条条框框，而是关注人本身。看研究者是否在做重要的事，是否有能力把它做成。
“他们认为我选定的方向是正确的，并且相信我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