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庭
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引发中方密集批驳后，近期又有多名日本官员表示，日方正计划修改自卫队军衔名称，拟恢复“大佐”等旧日本军队的军阶用语。
如若恢复“大佐”这一历史符号，将打破日本自卫队长期以来通过独特称谓淡化其军事色彩的惯例，对曾遭受日本殖民侵略的国家人民而言，如同在历史伤口上撒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再次正告日方——
“80年后的今天，我们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绝不允许世界和平稳定再遭破坏。”
（一）
据《环球时报》援引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在10月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写明要在2026年修改自卫队的“军衔”制度，高市早苗政府已就此进入检查讨论程序，目标是尽快推进相关法律议程。
军衔是军事理念的一种外在表达，日本意欲修改自卫队军衔，并非表象那么简单。
1945年，日本战败，军队被解散，军事机构被撤销。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组建自卫队的过程中，为了淡化其军事色彩，突出“专守防卫”理念，启用了一套新的衔级称呼，旧日军中的“大佐”“中佐”和“少佐”被改称“1佐”“2佐”和“3佐”。
根据现行《自卫队法》，日本自卫队军衔从“将”到“2士”共分为17个军阶，均以阿拉伯数字辅助分级。如果更名法案落地，现行军衔将大幅向旧日军体系靠拢——如“1佐”“2佐”和“3佐”将恢复为“大佐”“中佐”和“少佐”；“普通科”“特科”“设施科”等“兵种”称谓，也将分别改回“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等。
支持者给出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为了与外国军队标准“对齐”，便于日本公众理解自卫队体系，同时提升自卫队认同感，提振士气；二是为了强化自卫队的“国防组织”定位，在“日本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摒弃刻意回避军事术语的“非必要”习惯。
很显然，改名不只是为了和国际标准接轨，更多是为了强化日本自卫队的军队属性，一步步改变“专守防卫”理念。
（二）
由于殖民和侵略历史，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日本禁止重新武装，日本和平宪法确立了“专守防卫”原则。日本第一部《防卫白皮书》解释了“专守防卫”，指出“专守防卫的防御力量是在发生对我国的侵略时，依靠国家固有自卫权力，采取战略守势，保卫我国的独立与和平”。
根据“专守防卫”原则，日本的防卫力量只能在日本国土及领海内进行防御作战，而不得对他国领土内的基地实施攻击，不得向海外派兵，不得装备进攻性武器。
“专守防卫”一段时间内是日本的主导军事战略，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两极格局的崩溃，日本“专守防卫”战略变为以“主动先制”为手段的战略，主要表现为防卫对象多元化、防卫范围扩大化、防卫力量外向化、防卫方针攻势化、日美军事同盟主动化。
令人警惕的是，日方近年来更加有恃无恐，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承诺，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图谋放弃“无核三原则”，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值得世界爱好和平特别是曾经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高度警觉和共同反对。
（三）
8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
“大佐”等旧日本军队军衔所代表的含义，整体是负面的、野蛮的，关联着屈辱的历史记忆。这种认知植根于许多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侵略的人民的历史记忆之中。
日本有一个词叫“改恶”，通常指修改法律或政策文件时，并非朝着更好的方向，而是变得更糟糕。比如，日本多次修改历史教科书，将“战败日”改为“休战日”，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大陆”，用错误的历史观教育下一代，就是一种典型的“改恶”。
日本若将自卫队军衔改回旧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篡改认知、篡改记忆。重拾旧军队符号，无论是对日本民众尤其是经历过战争的老人来说，还是对曾被日本殖民侵略的周边国家人民而言，都是一种“改恶”。
忘战必危，好战必亡。历史的教训不能忘却、不可歪曲，更不容抹杀。
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意欲恢复旧日本军队军衔……必须高度警惕日本这些危险动向。中方“三个绝不允许”划了红线，正告日方不要继续挑衅，否则必将被迎头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