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身处一个被技术迅速重塑的时代。走进任何一家餐馆，扫码点餐已成为标配；超市里，自助收银台前排队的人越来越多；银行网点，智能终端替代了大部分柜员业务。这些以“便捷服务”为名的技术，正悄然改变着我们最熟悉的生活场景。
而更具颠覆性的技术正在涌现：ChatGPT等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能够撰写文章、编写代码；各大城市街头出现的无人驾驶出租车，预示着交通行业的深刻变革。在远离大众视野的工厂里，工业机器人和数控机床正夜以继日地取代人工，成为生产的核心力量。在这场变革中，一个根本性问题亟待回答：当机器不断替代人，我们该如何重新主张自己的位置？

观念层面的“机器霸权”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成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吸引境外资本和技术，依靠劳动力优势，中国迅速发展起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和“用工荒”现象的出现，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国内陆以及东南亚国家转移。取而代之的是，“机器换人”成为新的趋势，中国制造业正在从追求劳动力优势转向追求“机器红利”。
然而，这种转型带来了更深层次的疑问：被机器替代的工人们将何去何从？在技术升级的大潮中，工人是获得了技能提升的机会，还是被无情地淘汰？
自2018年起，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许怡开始系统研究“机器换人”的社会影响。在其新近出版的《机器时代》一书中，许怡通过持续数年的工厂田野调查，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机器不仅在生产环节替代人力，更在观念层面建立起一种“机器霸权”。
蓝天空调厂的装配线上，机械臂精准地完成着重复性工作。工人们从生产者转变为机器的监督者和维护者。一名年轻工人告诉许怡：“现在的工作就是看着机器运转，出现故障时叫技术人员。有时候觉得自己也成了机器的一部分。”
如果说制造业的“机器换人”还相对缓慢且隐蔽，那么2024年武汉无人驾驶出租车“萝卜快跑”扩大运营范围的事件，则像一道从天而降的轰雷，公开宣告了自动化时代对另一个重要行业的颠覆。无人驾驶车辆能够以多重安全冗余设计和超大算力，应对复杂城市路况。可以预见，无人驾驶的时代已经不远。
但这一技术突破对现有的运输行业工作者意味着什么？一位在广州开了十年网约车的司机告诉许怡：“如果无人驾驶真的普及，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他的疑问，正是千百万面临技术性失业风险的劳动者的共同焦虑。
基于以上观察，许怡提出，“机器霸权”体现在两个层面：在生产过程中，机器占据中心地位；在观念认知上，机器被普遍认为比人类更优越、更可靠。我们不自觉地将主体性让渡给机器，甚至认为这是“进步”的必然代价。

“弱者的武器”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升级所引发的劳动力替代，一直都在不断侵蚀着人们的工作岗位。在蓝天冰箱厂的调研中，许怡发现，工人们发展出各种“弱者的武器”：故意放慢与机器的配合节奏、隐瞒操作窍门、甚至偶尔的破坏行为。
近年的美国编剧工会罢工行动则揭示了不同以往的情况。2023年5月2日，代表11500名编剧的美国编剧工会发起了一场历时5个月的大罢工。这场罢工将限制人工智能使用作为主要罢工目标之一，也是其间最有影响力的劳工行动。在流媒体平台兴起的趋势下，编剧们本就面临收入下降的处境。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使影视公司开始尝试利用AI替代人工编剧，这直接触动了编剧们的核心利益。
罢工前夕，编剧工会与影视制片人联盟及主要的影视公司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谈判，但未能达成令其满意的协议。随后，97.85%的工会成员投票赞成罢工。罢工期间，工会规定其成员不得与影视制片人联盟所代表的任何一家公司进行创作和修改剧本等工作，同时在各大影视公司设立罢工纠察队。
罢工行动给制片人和影视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华纳公司表示，罢工让其损失了5亿美元。加州财政部长则认为罢工行动“让好莱坞陷入瘫痪，整个加州都受到影响”。在诸多社会压力之下，影视制片人联盟最终同意重启谈判。双方经过多日的谈判，于2023年9月24日正式达成临时协议，明确规定：禁止制片公司使用人工智能直接创作剧本、取代编剧在创作中的核心角色；保护编剧的原创性和对作品的编著权，AI工具仅限于辅助创作；影视公司必须向编剧明确告知使用AI技术的情况，所有涉及AI的工作必须经过编剧的知情同意及参与。
这场罢工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影视行业的范畴。它向我们展示：即使是知识劳动者，也面临着被AI替代的威胁；而通过有组织的抗争，劳动者完全有可能在技术变革中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尊严——他们不仅要求更好的报酬，更要求对AI技术的使用拥有发言权和决定权。

重新主张“人”的位置

机器不会停止前进，但我们仍可决定技术的方向。在这个自动化与智能化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面临的选择不是要不要技术，而是要什么样的技术，以及技术为谁服务。
从武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到好莱坞的编剧罢工，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章节——技术在重塑劳动世界的同时，也在考验我们捍卫人性尊严的智慧和勇气。这本书不仅是对“机器换人”现象的记录，更是一次对劳动、技术与人性关系的深度叩问。
在这个机器日益智能的时代，重新主张“人”的位置，不仅意味着要在劳动市场中找到立足之地，更意味着要在观念层面打破“机器霸权”的迷思，在制度层面构建更加公平的技术治理框架。
技术的未来，终究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