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9日，鲁白在知识分子十周年论坛“科学人才与中国科学的崛起”上发表讲话。
导读
在《知识分子》创立十周年之际，创始总编辑、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教授鲁白以《科学人才的引进、培养和支持》为题发表演讲。
他回望了过去十年中国科研文化与环境的变化，思考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在重塑属于自己的科学精神。
在演讲中，鲁白深入探讨了科研人才的成长环境、科学评价体系的局限，以及原创研究赖以生长的文化土壤。他提出，应建设一个以人为本、鼓励探索、长期耐心支持的科研生态——让科学家能够在信任、自由、宽松而又富有进取精神的氛围中，专注于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
这是一份关于科学理想与制度现实的冷静思考，也是一份面向未来的真诚提案。十年之后，我们仍然应当追问：“什么样的科研文化，才能孕育出第一流的科学？”
撰文 | 鲁白
今天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十周年生日。在生日这一天，一方面我们会回顾过去，我们做了些什么，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展望未来，思考下一个十年要做什么。
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科学和人才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我想聊聊科学人才的成长环境、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和科研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创新模式，也想谈一下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让科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首先，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十年前我和饶毅、谢宇一起创立“知识分子”的初衷。在创刊伊始，我们各自尝试为“知识分子”做一个画像，有趣的是，我们三个人给出的画像不尽相同，但加起来，恰好就是“知识分子”今天想要说的话和想要干的事。
饶毅当时说，在一定程度上人人都可以是知识分子，因为每个人都有发挥智力、获得知识、运用理性和追求幸福的能力；我当时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具备批判性思维、前瞻性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敢说话，敢说真话，诚信为人，追求真理；谢宇则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具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他们具有启蒙意识，尊重不同的意见，关心人类知识和普适文化的价值。
今天，我们把“知识分子”的火炬交给了新一代总编，继续探索未来十年的价值。十年前，我们为“知识分子”设定了定位：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科学传播平台。我想我们大致是做到了吧。
我们报道科学事件、人物，但是最重要的是传播科学思想。我们的定位是发展新时代的科学文化，改善科研评价的体制，推动科学和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甚至要做一些科学政策方面的咨询和建议。
无论如何，“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明确，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科普平台，而是要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我们的受众是谁？这些受众为什么需要我们“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平台？关于这些问题，我说过两句话。
第一句话，让科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有那么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正变得越来越大。他们也许并不直接从事科学研究，但他们正逐渐把科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有人把足球当作生活方式一样。
第二句话，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大家都听说过”80-20 rule”，就是世间20%的人干了80%事，影响了80%的人。因此，我们并不追求要有很高的点击量，而是要牢牢地抓住这20%的有影响力的人。“知识分子”应该为这一批人提供深入的科学内容，有门槛也有洞察力的科学分析，对行业和产业发展有洞察力的批评/思考/争论。通过他们的行动和影响力，来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中国科学生态的进步。
鲁白发表演讲。图源：智识学研社
什么样的科学才是第一流的？

在“知识分子”迈入下一个十年之际，我们必须深刻思考当前科学体制中的一系列问题。
坦率地说，这些问题依然严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科研评价体系（KPI）。正如林建华老师提到的，大学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机构？现在我们过分强调影响因子和头衔，评估方式短平快、急功近利，这反过来影响了我们做出真正伟大的科学工作，培养伟大的科学家。
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样的科学研究才是第一流的？很多科学家在拼命地“干科学”，但他们并不完全明白什么是最好的科学。
我们所说的最好的科学，应该是全球首创的，是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是打破传统理论体系、提出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的，是拥有颠覆性技术、开创新领域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现状是什么样呢？是大家都在追求CNS（Cell, Nature, Science）文章。这里有几种普遍的类型。一种我称为“资源堆积型”。一篇文章可能砸进去上千万，最后也许发到了CNS，但真正解决了多少问题，其实不好说。另外一种类型叫”热点追踪型”，一个科学热点来了，马上放下自己最擅长最热爱的研究，转向热点。还有一种叫“Me too/Me Better”型，就是别人发表一个原创研究后，总是快速跟进，也许有一些小的改善（incremental improvement）,但不是原创。这些类型的文章我们看得非常多。
如何改变这个现状？抽象地讲，就是要改变整个科研生态，这个生态要注重源头创新，独特的视角或方法论，重要的科学问题，颠覆性的概念突破和技术创新，这就需要包容、竞争、合作、交叉等一系列要素。
具体怎么做？带着这个问题，我在过去几年中走访了很多科学圣地，其中第一个例子是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出了28个诺贝尔奖，而且也是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地，大师辈出，群星璀璨。
访问期间，我还重温了那本关于分子生物学的名作《创世纪的第八天》（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两个年轻人，一个是研究生（克里克），一个是博士后（沃森），两个人发现了DNA 双螺旋（double helix）结构，开启了现代生物学。
原创的研究靠什么？它靠的是很多的想象力、推理，靠的是对科学的激情和热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它也靠独立思考，好问问题，问好问题（Good Questions），并克服一切困难去解决它。当然，这还需要一种文化氛围，这种氛围要能够包容质疑、鼓励争论、不畏权威。需要我们的科学家追求真正的科学发现，而不是发现之后带来的名誉，地位，利益（跟多的经费，帽子等）。
沃森、克里克都没有做导师给他们的课题，他们两人自己去搞了这样一个课题：DNA的分子结构。结果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揭示的生命体遗传复制的奥秘。很快他们两个人得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而他们的导师则因为别的发现也在同一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分子生物学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创科学要靠追求的“非利益性”。这在当下的中国尤其难做到。他们不是为了追求名利，而是真正出于对科学真理的追求。
我们要有科学氛围，要进取，要开放探索，原创研究有一句话叫“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定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目的是要解决重大问题，为了做到这些，我们必须具备冒险精神、开创精神、学术批判的氛围，并且允许犯错误、鼓励多学科交叉。
另外一个例子是日本基础科学的崛起，日本在2001年提出“50+30”计划，即在50年内培养3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今年，日本又新增2位诺贝尔奖得主。不到一半的时间，日本已经出了25位诺贝尔奖得主了！
我在2023年疫情后曾经特意去日本，与杨培东老师一起带着一些企业家，投资人，专门走访了一些当时尚未获得诺贝尔奖，但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得奖的科学家，考察他们的科研生态环境有什么不同。当时我们问京都大学校长，他们是如何培养出如此多的诺贝尔奖得主的，他的回答是，“不干预就行了”。反思中国，我们的行政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