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夏季，北洋水师前往日本长崎进行访问活动。有一名水兵在酒馆里发生了闹事的情况，并且被警棍进行了殴打。在匆忙的过程中落下了一本蓝皮的册子。日本警察在交还册子的时候，特别记下了封面上“信号密本”这四个字。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料到，这个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成为了十年之后甲午海战的命运方面的伏笔。之后日军参谋本部的破译专家发现，这本水兵训练教材的页脚位置，用非常小的字书写着汉字符号和数字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这恰恰就是清军电报密码的原始模样。

要说日本间谍活动的系统性，要从1878年说起。在那一年日本成立了参谋本部，并且专门设立管西局来负责针对中国的谍报工作。首任局长桂太郎亲自装扮成药材商潜入华北地区，还绘制了《清国北方兵要地志》，细致到渤海湾结冰期能够通行马车的地方。我认为最可怕的不是间谍个人所具备的能力，而是那种世代传承下来的耐心。就像在1884年上海东洋学馆开学的时候，校长荒尾精对首批学员说：你们要学习勾践卧薪尝胆，在十年之后再亮出宝剑。

话又说回来，后世首先要警觉的是密码破译体系的建立。1886年发生长崎事件之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让对清廷驻日机构进行电报方面的监控。1894年6月22日，他们设置了一个比较精巧的陷阱：故意给清使汪凤藻递交一篇字数为387字的长照会，第二天汪凤藻用密码发送回国内的时候，日方同步进行截获并且进行比对，完整地破译了整套密码本。更加荒唐的是，到第二年进行马关谈判的时候，李鸿章还在使用这套早就已经透明的密码，这就使得清廷割地赔款的底线被日方清楚地掌握了。

比密码战更具致命性的是地理测绘所带来的降维打击。在1885年，海军大尉今井兼昌混上英国商船，在长江进行了长达四百多天的航行，他所绘制的航道图比清军所使用的版本精确三倍。关文炳大尉还走遍山东半岛的潮汐带，提出洋河口适合登陆的结论，之后该结论成为了日军进攻威海的路线图。很多戴着草帽、扛着测绘杆的人，在十年的时间里将中国的海岸线测量得比自家的后院还要熟悉。

我认为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情报网络的寄生性。天津紫竹林松昌洋行的伙计石川伍一，借助着售卖东洋杂货的掩护，将北洋军械局的书办刘棻发展成为了下线。各兵工厂每天的子弹产量、炮弹哑火率这类核心的数据，都变成了日本海军省档案里的周报表。之后查到的账本显示，刘棻每次传送情报仅仅收取十两银子，这十两银子等同于两顿鸿宾楼宴席的价格。

清廷存在麻痹的反应是值得去琢磨的。在1893年的时候，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访问中国，李鸿章竟然开放天津机器局、武备学堂让他进行参观。川上操六回到日本之后写下了《征讨清国策案》，连北塘炮台火炮射界的死角都标注得非常清楚。这是一种如同开门揖盗一般的自信，和日本间谍所抄录的辽东马匹饲料配比表形成了残酷的对比，日本间谍连军马每天吃多少豆粕都已经计算好了。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日本间谍最为厉害之处并不在于窃取了多少情报，而是在于构建了如同全息镜像一般的情报体系。宗方小太郎在1888年潜入湖北的时候，所记录的不仅仅是防兵的数量，还包括粮价的波动以及士绅对于新政的态度。荒尾精编纂的《清国通商综览》有三大册，甚至收录了各省茶馆说书人的唱本内容。这种将军事、经济、民情拧成一股劲的做法，要比单纯绘制几张布防图可怕得多。

现在重新阅读甲午战争的历史。在黄海海战的炮火硝烟背后，在汉口乐善堂的沙盘推演之中已经提前进行过很多次了。当丁汝昌等人还在为舰炮的射速而烦恼的时候，日本海军省的档案里已经有关于刘公岛淡水井酸碱度的检测报告了。这种差距比吉野号快一节航速更加让人感到绝望。
现在大东沟海底的致远舰残骸已经锈蚀成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里很多裱糊得十分工整的间谍地图，依旧保留着1894年的墨色。偶尔会有学者去调阅的时候，会发现山东半岛某处海湾的标注旁边，有铅笔写的可夜袭的字样。这种跨越百年的算计所带来的寒意，比任何史书的结论都更为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