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中美经贸团队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会谈，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
这场会谈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自日内瓦会谈以来，历经伦敦、斯德哥尔摩多轮磋商后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美经贸关系在激烈博弈中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对美谈判策略的系统性调整，以及双方在竞争中寻求务实合作的现实选择。

中国对特朗普政府的谈判策略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国曾立足于合作与谈判，希望通过单方面让步释放诚意，推动中美关系平稳发展，却陷入相对被动的局面。
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基于对特朗普重返白宫概率的研判，结合其第一任期及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特征，形成了“严格对等”的谈判新策略。
这一策略并非主动求战，而是坚持后发制人，在美国采取贸易限制等行动后，实施系统性反制。从芬太尼关税争议到后续关税博弈，中国的反制工具不断丰富，成效逐步显现，既验证了对美方行为模式的判断，也推动中美关系进入全新博弈阶段。
中美经贸博弈的演进轨迹清晰可见。特朗普政府曾掀起大规模关税战，从34%到50%再到124%的关税加码，中国均予以对等反制，双方陷入激烈对峙。

美方显然误判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也低估了关税战对自身经济的冲击，最终主动寻求对话以避免局面失控。这一转折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分水岭，主导美方对华政策的团队从纳瓦罗更迭为贝森特、格里尔等人，谈判方向也转向更具建设性的轨道。
元首外交在其中发挥了关键引领作用。
6月5日的中美元首通话中，美方已认识到关税战的两败俱伤——高估了关税效果，低估了中国经济韧性和美国自身经济的脆弱性，更清楚中国若以稀土等资源反制将造成超出预期的冲击。此次通话达成的共识，为后续多轮会谈奠定了基础，成为双方管控分歧、推进合作的核心遵循。

多轮磋商构建起中美经贸关系的新基础。
首先，重新建立起高级别经贸磋商机制，为双方持续对话提供了稳定平台，改变了此前关系时断时续的状态。
其次，在关税问题上形成务实解决方案，双方达成对等关税安排，即相互加征10%关税，冻结24%以上的高额关税并全部取消，为两国产业和经济提供了稳定预期，实现合则两利。在此框架下，芬太尼相关高额关税已被取消，双方朝着更理性的关税治理方向推进。
中方在谈判中的主动性显著增强。与以往不同，中国不再进行单方面让步，也不再轻信“早收清单”等承诺，而是明确亮出自身诉求。
8月底李成钢访美期间，中方主动向美方提出谈判条件，清晰列明希望达成的目标，这种“只谈不让、明确诉求”的新策略，打破了过去的谈判惯性。面对美方在会谈前扩大实体清单的单边制裁，中国果断采取反制措施，启动模拟芯片反倾销调查和集成电路反歧视立法调查，将2017年以来美方的相关歧视性举措纳入审查范围，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展现了维护自身权益的坚定决心。
马德里会谈中，中方提出的一项“大胆建议”引发关注。
据外媒暗示，该建议核心是推动关税回归2017年之前的状态，取消2018年以来美方对中国所有商品加征的关税，回归钢铁、铝等部门级关税的精准调控模式，而非全面贸易制裁。作为回应，中方愿意承诺恢复相应规模的政府采购。
这一建议之所以被称为“大胆”，在于其超出了本届特朗普政府的常规政策边界，触及美国国内复杂的政治生态。
美方能否兑现相关承诺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虽在行政权限内可调整关税政策，但面临国内反华政治氛围的制约。其对国会及共和党的控制力依赖于基层民众支持，而取消对华关税可能引发激进派议员的反对和民主党的批判，政治风险较高。这也解释了美方为何不愿公开建议细节——其中包含的中方强势诉求，一旦曝光可能损害特朗普的政治利益。
总体来看，中美经贸关系已进入“对等博弈、务实合作”的新阶段。中国的谈判策略调整，既源于对美方行事逻辑的深刻认知，也基于自身实力的提升和对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
马德里会谈建立的磋商机制、达成的关税框架，为双方管控分歧提供了有效路径。尽管美国国内政治对政策落地构成约束，双方分歧仍未完全消除，但通过多轮会谈，中美已形成“不回避竞争、不拒绝合作”的互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