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恰恰在于旧事物正在消亡，而新事物却无法诞生，在这个空位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现象。”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句名言。深邃的思想总有穿越时空的解释力，用这话来解释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国际乱局，丝毫感受不到年代留下的印记。
派军队直接抓捕别国领导人，并称“接管”这个国家，军事行动得手后，又把矛头指向包括盟友、邻国在内的一连串国家……在并不遥远的记忆里，美国的对外行为中不乏类似的剧情，但特朗普显然走得更远。用《大西洋月刊》的话说，这是一个警示，表明特朗普的帝国野心在膨胀。在人类政治文明已走进21世纪的今天，这种“膨胀”显然不能定性为正常。
在去年12月31日，美国智库“国际危机组织”发布的2026年国际冲突风险报告中，把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排在第一位。这份完稿于美国对委军事行动前的报告写道：“他（特朗普）漠视规则、颠覆秩序、滥用武力的行为，在使’战争是强国实现诉求的正当手段’的危险观念常态化。”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今年1月5日发布的年度风险预测里，把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列为威胁全球稳定的头号风险。
特朗普 / 新华社记者 胡友松 摄
美国的行为与世界的风险之间，已经呈现出一条清晰的逻辑线。至少在接下来几年里，这条逻辑线都可能是国际政治中的显性存在。其中的关键驱动力，是特朗普政府颠覆美国传统的霸权模式、塑造新型霸权的冲动。
在颠覆与塑造之间，会形成一个葛兰西所说的“空位期”。特朗普政府那些用现代常识或正常逻辑无法解释的政策行为，用空位期思维几乎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研究霸权理论的加拿大学者卡拉·诺洛夫，对当前的国际局势有个判断，即“体系性变革需要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而如今替代选项依然有限。”
特朗普在“空位期”的冒险，赌的就是还没有替代选项。截至目前，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美国的盟友圈，对特朗普政府公然侵犯国家主权、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还没有形成让其能感受到压力或约束力的回应。对“病态”现象缺乏最基本的约束，正是“空位期”的重要特点。
拜登政府时期负责西半球事务的高官胡安·冈萨雷斯认为，这将是“门罗主义”在特朗普时代的重新诠释，而这种诠释倾向于单边强制而非多边约束，“如果这一赌注成功，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加拉加斯”。所以，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及其后续动作，分析的视角不能只局限于美国在巩固“后院”，更要延伸到其在如何塑造新霸权。

1月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与大型石油企业高管举行会议时称，美国政府将决定哪些油企获准在委内瑞拉投资 / 新华社记者 胡友松 摄
美国此前霸权的基本逻辑，是在超强综合实力基础上，以多维度的联盟网络、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和规则，确保整体国际局势可控的稳定或可预期性。对国际社会而言，无论怎么解读以往美国的霸权行为，都很难否认其与这套逻辑相对应的“秩序”感。
特朗普式霸权有何不同，无法回避的分析视角是特朗普的个性。他重返白宫后，无论是政策文本上的战略规划，还是现实中的对外行为，都带有鲜明的特朗普个人色彩。用美国政治学者迈克尔·金玛吉的话说，就是“政治与个人性格之间的高度重合”。
特朗普的个性里，突出的特征除了醉心于接受奉承，就属习惯于威胁恫吓。如果要从这些特征里找出共性，那就是基于“我很强大”的思维。这种思维反应到国家对外行为层面，就是特朗普式霸权以硬实力开道，并不惜甘冒军事风险。抓捕马杜罗的行动，就是冒着军事风险以硬实力开道的典型案例。
外界之所以猜测“下一个是谁”，就是因为这次行动很可能助长特朗普继续冒险的冲动。拜登政府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杰克·沙利文就此撰文称，特朗普对军事行动的胃口正随着实践而不断膨胀，“后续很可能出现更多类似行动”。特朗普最近称要把美国军费从1万亿美元增加到1.5万亿美元，虽然短期内在现实中没有可能，但其中“以硬实力开道”的霸权逻辑却不容忽视。
《纽约时报》1月8日在采访特朗普后的文章中写道，“特朗普对自己可以随意动用任何军事、经济或政治力量来巩固美国霸权的判断，是迄今为止对其世界观最为直白的表述。”显然，在这样的世界观里，特朗普对秩序、规则没有任何兴趣，他在乎的是制造恐惧的能力。

2025年12月11日，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出席记者会称，美方前一天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扣押的油轮将被带到一处美国港口，美方准备没收油轮所载石油 / 图源：新华社（李源清摄）
特朗普式霸权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攫取利益为先，而且要的是立竿见影、肉眼可见的利益。在国际舆论还在争论他拿马杜罗“开刀”是不是为了石油时，委内瑞拉的石油已装船驶往美国港口。
委内瑞拉成了特朗普把“地产商思维”运用到国际政治的实验品。正如冈萨雷斯所说，对特朗普而言，委内瑞拉与其说是一个需要管控的外交政策问题，不如说是一项需要开发的资产。“他（特朗普）坚持认为，美国将掌控这个国家，开采并出售石油，将地缘政治影响力转化为切实的利益。”
对于美国传统的霸权模式，卡拉·诺洛夫认为，美国不仅被视为规则的执行者，而且还被看作是置身于这些规则所塑造的国际体系中的成员，美国“偶尔偏离规则的行为之所以能够被容忍，是因为国际社会将其视为孤立事件。”已被历史定性为重大战略失误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之所以没有导致美国盟友体系解体、霸权地位崩塌，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行为被视为可以容忍的“孤立事件”，此后美国的行为逻辑总体上也没有出现偏离。
但对委内瑞拉的政策行为绝不“孤立”，而是特朗普政府战略规划的“落地”。去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关于西半球的“门罗主义特朗普推论”里写道：“美国政府将为美国企业在此区域内甄别战略性收购与投资机遇，并将这些机会提交给所有美国政府融资项目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如何在西半球攫取利益，是特朗普式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这种利益攫取模式的影响，很可能不会只局限于西半球。著名经济人类学家卡尔·保罗·波兰尼，在其1944年的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对如今我们所熟悉的自由贸易模式有精辟的论述，即“这些理念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在特定政治、社会力量推动下形成的”。
卡尔·保罗·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换句话说，自由贸易的概念在相当程度上是权力政治的产物。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爆发的制造能力，与大英帝国的权力政治一道，共同促成了此后美国也坚守多年的自由贸易理念。很难否认，特朗执政下的美国，也在把权力政治注入到贸易行为中，但其推动的方向却与自由贸易关系不大。作为在世界贸易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的经济体，美国政策行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列表里，风险已在大幅靠前。
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是特朗普式霸权最鲜明的特点。《大西洋月刊》评论称，特朗普将西半球的诸多区域视为美国势力的合理延伸，在这里他可以随意攫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对西半球国家发出了警告：是希望生活在美国主导的秩序里，还是置身于地球另一端国家的影响中。
这种“必须选择美国”的强权政治逻辑，也体现在其他区域和领域。比如，《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要求亚洲盟友和伙伴“允许美军更广泛地使用其港口与其他设施”，在经济安全问题上，以商业优惠、技术共享、军备采购等方式，支持那些出口管制政策与美国保持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