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还没出手，高市早苗就预感到了不妙，其在下台前立下军令状，还对中国有事相求。那么,如今的高市早苗做了什么？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她为何又频频向中方释放对话信号？
1月1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于1月23日解散国会众议院，并提前举行大选。按照日程安排，1月27日发布选举公告，2月8日进行投计票。高市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这次选举等同于对其内阁的信任投票。如果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无法在众议院赢得半数以上席位，她将辞去首相职务。

高市早苗之所以公开立下“军令状”，与其执政现状密不可分。目前，日本众议院共有465个席位，过半数为233席。现阶段，自民党拥有196席，日本维新会拥有34席，两党合计230席，尚差3席才能达到绝对多数。这意味着执政联盟在国会运作中本就处于“勉强过半”的边缘状态，一旦出现议员倒戈或盟友态度变化，相关法案便可能无法通过。高市显然希望通过提前大选，一次性扭转这一局面，重新获得稳定多数，从而摆脱在野党的制约。
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政治算盘，并不一定能得到选民的配合。高市本人在短期内通过强硬言行，尤其是在涉外议题上的激进表态，确实在部分保守选民中获得了较高关注度。但首相个人支持率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政党支持率，日本选民在投票时往往更加关注政党整体的执政表现、政策方向以及长期信誉，而非某一位领导人的“强势形象”。
回顾近一段时间的日本国内环境，自民党面临的负面因素并不少。首先是长期未能彻底消散的政治资金和“黑金”丑闻，尽管部分涉事人员已淡出一线，但公众对于自民党长期执政、利益固化的问题依然心存不满。这种结构性信任危机，很难通过一次提前选举彻底解决。
其次，执政盟友日本维新会本身也存在明显短板。该党在意识形态上偏向激进，在地方选区的组织动员能力有限，与自民党在宪法修订、经济政策等核心议题上并非完全一致。
最后，从经济层面看，日本当前正面临复苏乏力与通胀高企并存的困境。物价上涨直接冲击普通家庭生活，实际收入增长缓慢，民生压力不断累积。高市如果无法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民生政策方案，仅依靠激化外部矛盾来动员选票，其效果十分有限。

在国内政治压力持续上升的同时，高市在对外关系上也面临不小挑战，尤其是中日关系。近几个月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不断累积。中方已先后采取多轮反制措施，涉及经贸、人员往来以及特定领域的出口管制。这些措施对日本相关产业产生了直接冲击，尤其是在稀土等关键资源领域，日本高度依赖中国供应的现实，使其产业链安全承受明显压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在1月19日的记者会上，再次重申“对与中国在各层级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并表示希望推动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这一表态与她此前的强硬言行形成鲜明对比，客观来看，这并非单纯的外交姿态，而是多重压力下的现实选择。一方面，日本经济对华依存度依然较高，中方反制措施的持续，将对日本制造业、科技产业以及相关出口造成实质性影响。在国内经济本就承压的情况下，这种外部冲击显然是高市政府难以承受的。
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不确定性加剧之际，任何进一步恶化的外交局势，都可能转化为选举中的不利因素。选民或许会在情绪上支持强硬表态，但当经济和生活成本直接受到影响时，态度往往会发生变化。高市此时释放对华对话信号，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为自己保留政策回旋空间，降低外部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中方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清晰。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但前提是相互尊重和切实行动。仅停留在口头层面的“开放态度”，并不能自动换来局势缓和。中日关系能否改善，关键仍取决于日方是否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调整。

总结来看，高市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是一次高度个人化的政治决策，其成败将直接决定她的政治命运。但从更长远的视角看，日本真正需要面对的，不是一场选举的胜负，而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回归务实理性的政策路径，妥善处理国内民生与对外关系之间的平衡。中日关系亦然，稳定与合作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任何偏离这一方向的短期操作，最终都难以回避现实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