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年味变淡”的感慨在网络上此起彼伏，但这或许并非因为春节失去了魅力，而是它正在回归历史的常态。我们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是因为刚刚经历了一个“年味”被特殊时代红利强行拉高的黄金十年，即2000年至2010年。那段岁月里，农村温饱问题刚得到解决，城市化浪潮尚未将人口彻底稀释，电视机前的欢声笑语与尚未被严苛禁令束缚的烟花爆竹，共同编织了一代人记忆中不可复制的狂欢，让我们误以为这高浓度的年味是历史的常态，而非特例。
这十年之所以成为巅峰，更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与家庭角色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彼时，自主意识强烈的九零后、零零后尚处幼年，几块糖果便能轻易满足他们对节日的期待；而传统的六零后、七零后正值壮年，作为家庭的中流砥柱，他们以充沛的精力操持着大扫除、年夜饭与走亲访友的繁文缛节。这种“老辈操持、小辈享受”的稳固架构，配合着春运期间虽拥挤却强烈的归乡渴望，将春节的氛围推向了顶峰。相比之下，如今的春节，操持者老去，享受者长大成为拒绝被随意打发的主体，年味自然显得难以为继。
若进一步将目光投向更深邃的历史长河，便会发现我们对于“古时候年味更浓”的想象，不过是影视剧构建出的美好错觉。在真实的古代社会，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百姓而言，春节不亚于一道难以逾越的鬼门关。那时，贫者家中无米下锅，身着保暖性极差的麻布、葛布甚至填充柳絮、芦花的纸衣，在寒冬中瑟瑟发抖。富人家张灯结彩置办年货，穷人家却要在此时面对“封门债”的逼迫，过年实为“过关”。杜甫笔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写照，才是古代年味最真实的底色。
我们无需过分惋惜年味的“回归”，因为它本质上是从那个特殊时代的巅峰回落到了历史的基线。曾经的年味浓烈，是物质初步满足与人口结构红利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春节原本的模样。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或许就能释然：如今平淡的春节，恰恰是社会走向常态化、个体意识觉醒后的必然投影。与其沉溺于过去的喧嚣，不如在平淡中寻找属于当下的安宁，毕竟，能安稳地过一个不用“过关”的年，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时代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