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中国光伏产业的焦虑,不是简单的商业竞争或贸易摩擦,而是一场关乎“印度国运”的战略困局。印度将国家能源转型、新制造业崛起和电网基础设施安全这三件大事,几乎全部押注在了光伏上,但光伏产业所有关键牌,从技术、设备到成本定价权,都在中国手里。这种结构性的、几乎无法在短期内摆脱的依赖,才是印度集体焦虑的根源。
“组装型自给”的脆弱幻觉:想摆脱,却越陷越深
印度的雄心是巨大的。莫迪政府提出了宏大的能源转型目标,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500吉瓦(GW)的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光伏是绝对的主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并顺势推动“印度制造”,印度在光伏产业链的中下游环节,也就是组件制造上,进行了一场疯狂的产能扩张。根据公开数据,到2025年底,印度的光伏组件制造名义产能已经超过100吉瓦,甚至有机构统计达到了140吉瓦以上。这个数字远超印度本国一年约30-40吉瓦的装机需求。从表面看,印度似乎在组件这个最终产品环节实现了“自给自足”,甚至可以大量出口。但这种自给自足,是一种典型的“组装型自给”,而非全产业链的独立。光伏产业链可以简单分为四个核心环节:多晶硅提纯、拉制成晶锭和切成晶片、加工成电池片、最后封装成组件。印度的百吉瓦产能,绝大部分集中在最后一个环节——组件。在最上游的多晶硅环节,中国产能占全球80%以上,印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晶片环节,中国更是占据了全球超过95%的份额,印度同样是零。即使是在技术和资本门槛稍低的电池片环节,虽然印度在大力建设产能(约29吉瓦),但仍远远无法满足其庞大的组件厂的需求,导致其依然是全球最大的中国电池片进口国。这意味着印度的光伏产业,本质上就是一个个大型的“组装车间”。它们进口中国的晶片和电池片,或者直接进口电池片,然后在印度的土地上,用印度的工人,将其封装成标着“Made in India”的组件。这种模式的脆弱性是致命的。一旦中国调整上游材料的出口政策,比如取消出口退税,或者因为国内整合而控制产能,印度整个光伏制造业就会立刻面临风险。成本飙升、原料短缺、利润被极限挤压,这三重压力会瞬间传导至每一个印度组件厂。他们所谓的“产能独立”,不过是建立在中国供应链稳定且廉价输出之上的一种幻觉。
成本命脉被掌控:印度的光伏成本,中国影响巨大
焦虑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成本。过去几年,全球光伏组件价格持续走低,背后最大的推手就是中国光伏产业巨大的规模效应、技术迭代和内部竞争。中国组件价格一度跌至每瓦0.1美元以下的“白菜价”,这极大地推动了印度光伏装机量的飙升。印度开发商享受着中国廉价产品带来的红利,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拿下购电协议。但当你的成本完全取决于外部供应方时,你也就失去了议价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中国宣布将逐步取消光伏产品的出口增值税退税。这个政策调整,直接导致中国出口的电池片和组件价格上涨10%到20%。消息一出,印度市场应声而动。无数正在进行中的项目面临成本超支,开发商和组件制造商之间开始重新谈判价格,许多项目的进度被迫延误。印度本土组件厂更是苦不堪言。电池片价格上涨了20%以上,他们只能被迫向上游的印度电力开发商传导成本压力。但开发商与政府签订的购电协议价格是固定的,成本上升意味着利润大幅缩水,甚至亏损。这就是现实:中国的一个产业政策调整,就能直接决定印度一个大型光伏电站的盈利前景,并最终影响到电网的供电成本。印度虽然建起了自己的组件厂,但这些工厂的成本底线,是由中国光伏产业的“价格之锚”决定的。印度想通过光伏降低整体用电成本,实现能源独立,但这个过程本身却又被中国更深地绑定了。
政策围堵与反噬:一面砌墙,一面开门
面对这种局面,印度政府并非无动于衷。他们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试图建立起自己的“保护壁垒”。其中最核心的两项是“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和“认证型号和制造商名录”(ALMM)。PLI计划,简单说就是政府出钱补贴,激励企业在印度投资建设从多晶硅到组件的全产业链。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被中国卡住的上游环节给补上。ALMM则更像是一个“白名单”制度,强制要求所有政府招标和并网项目,必须使用名录上的、主要为印度本土生产的组件。这些政策的目的,是通过补贴催生本土供应,再通过市场准入壁垒保护这些新生供应。然而,现实却呈现出一种政策上的“精神分裂”。ALMM政策确实有效地将大部分中国产的组件挡在了印度主流项目市场之外。由于印度本土的电池片产能严重不足,ALM政策又不得不为电池片“开后门”。印度的组件厂依然需要大量进口中国电池片来维持生产。这就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印度用高墙挡住了中国的成品(组件),却又不得不把门开得更大,迎接中国的半成品(电池片)。这种“局部脱钩,整体加深依赖”的矛盾,让印度的政策制定者陷入两难。如果对中国电池片也施加重税或限制,那么本土上百吉瓦的组件产能将立刻停摆,能源转型目标也会成为泡影。如果放任不管,那么PLI计划扶持起来的本土电池厂,又将直面中国同行的低价冲击。
技术与安全的深层恐惧
如果说供应链和成本是显性焦虑,那么技术和安全就是印度更深层次的隐忧。目前,中国光伏产业已经大规模量产转换效率更高的TOPCon、HJT等N型电池技术,而印度绝大多数产线仍停留在相对落后的PERC技术阶段。即使是新建的产线,也大多是通过引进中国的设备和技术来实现的。这让印度担心,即便未来实现了本土制造,自己也可能被长期“锁定”在中低端环节,扮演“中国产线+印度工人”的角色,永远无法掌握核心技术的话语权。也是更让印度安全部门警惕的,是网络安全问题。光伏电站并非一堆简单的板子,它是一个复杂的能源系统,其“神经中枢”是逆变器和监控系统。这些设备负责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并对电站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和数据传输,深度接入电网。因此,当印度将数以百吉瓦计的光伏电站接入其本就脆弱的国家电网时,印度开始担忧自己的电力安全问题。这种担忧,已经促使印度出台更严格的太阳能设备网络安全审查指南,对来自中国的关键电力设备持高度戒备态度。印度对中国光伏的焦虑,是立体的、多维度的。在供应链上,印度是“组装厂”,中国是“全能供应商”;在成本上,印度是“价格接受者”,中国是“价格制定者”;在政策上,印度在“保护”与“依赖”之间摇摆,中国则手握规则与贸易反制的筹码;在技术上,印度面临着被“技术锁定”的风险。印度渴望通过光伏革命实现能源自主和制造业崛起,但现实却是,这条道路的每一步都无法绕开中国的巨大身影。这种既离不开、又想摆脱,既要合作、又深怀戒备的复杂心态,构成了印度在光伏这场“国运”博弈中的深度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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