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界一位叫哈伦·乌尔曼的老牌智囊，日前在《国会山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乌克兰、伊朗和台海这几个问题，美国得开始启动“终局筹划”了。当然，如果说难听点，这叫“准备后事”。
这位乌尔曼来头不小，他是顶级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顾问，还是海湾战争总指挥科林·鲍威尔，在国家战争学院求学时的任课老师；他提出的“震撼与威慑”理论，甚至直接影响了小布什时期的伊拉克战争打法。

这种级别的大佬，在中美峰会即将举行的时候公开发这么一篇文章，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不管你把他的观点定义为悲观还是务实，它说明至少有一部分美国精英已经开始暗地里担心：美国可能掌控不住所有局面了。
公道一点说，这个信号背后反映的忧虑，其实不光是针对特朗普个人执政能力的否定，更是对美国整体实力的怀疑。
战争不论谁胜谁败，战后的策略才是更关键的问题。而这种筹备工作，在战争进行的中后期就应该开始规划。
美国的如今的国家地位，其实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正确的“终局筹划”。
二战结束后，美国实力几乎没有受损，才有资本去搞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去远东压制日本，去跟苏联分庭抗礼。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相对实力更是达到巅峰，全球范围内无人制衡，在美苏博弈期间布局的产业转移，让其舒舒服服又过了几十年唯我独尊的日子。
但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的财力、军事实力、工业生产力，还有联盟的凝聚力，都已经不是当年的水平。

乌尔曼在文章里提了一个关键问题：一场冲突无非三种结果，要么一方赢，要么双方平手，要么暂时搁置等待下次爆发。问题不在于你期待哪种结果，而在于你有没有能力去引导那个结果。
乌尔曼的论述里，其实有一个隐含的重要判断，就是他认为这几个问题都已经进入了发展的中后期，距离终局不会太远。
二战和冷战固然是美国成功开展“终局策划”的正面例子，但今天，美国还有没有力量同时去塑造乌克兰、中东和台海三个方向？答案恐怕不那么乐观。
美国全盛时期的90年代，联邦债务约3万亿美元，占GDP约50%上下，利息可控；而2026 年联邦债务突破39万亿美元，占比已经狂飙到126%以上，年利息超过1.5万亿美元，严重挤压预算。
在占比最高时，全球90%的石油使用美元结算，美元占各国外汇储也达到70%，且没有替代选项；而到了今天，各种本币结算方式在啃食着它的份额，美元作为外储的份额，也降至58%。
军事方面的软肋就更加直白，美国军工今天的产能已经萎缩到了一个新的低点，而且即使是有厂房有工人，还得别国愿意出口关键的矿产资源。
所以从现实层面来看，今天美国的金融体系、军工复合体和盟友网络，还能不能支撑白宫的领导者按照乌尔曼布置的棋局去走，真的很不好说。

乌尔曼列出的三大方向，对美国而言都很重要，但对于中方而言，俄乌和中东都是外围问题，台海才是核心。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只要大陆收回台湾，无论以何种形式，都会对华盛顿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但中美关系又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最容易引发全球性不测的链条。
乌尔曼自己也承认，台湾问题最为特殊。他认为国民党“有可能重新执政并同意和大陆统一”，然后美国就需要转向。不过转向哪里，他自己也没想清楚。
这说明美国战略界对于台海问题的终局，其实没有多少成熟的预案，更多是停留在发愁阶段。
中方在坚定对台湾主权诉求的前提下，其实可以适当塑造美国和整个西方阵营的预期，让它们尽可能快速地承认现实，把日子继续过下去。而不要采取和中国对抗的方式来制造麻烦，因为那必然带来相互伤害。
中国的红线很清晰，不过在坚守这个红线的同时，该安抚的可以适度安抚，尽量做到平稳过渡。当然，我们也需要做好美西方反应过大的各种思想准备和现实安排。
乌尔曼文章中有一段对历史的回顾值得留意。他提到过去80年，从越南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外部入侵者最终都没能收获有利结局。
历史似乎一直眷顾主场作战的一方，即便军事力量占优的一方也没能凭借优势赢得战争。
这个规律，对试图在别人家门口长期干涉的力量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中国在“终局”的准备上花的时间，其实比美国做得更长。对于国家彻底统一，我们已经谋划了几十年。
中国有自己独立的逻辑和时间节奏，统一的准备基于自身力量的增长和法理条件的成熟，不依赖于对手犯错。但外部形势依然在迅速变化，所以继续调整优化，也是应有之义。
说到底，乌尔曼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他给出了什么解决方案，而是他用一种比较坦诚的方式承认了美国面临的困境：想管，但管不过来；想放，又放不下。
这种尴尬的境地，不是靠换一个总统或者换一批幕僚就能解决的。它是美国过去二十年战略透支、产业空心化、内部分裂的必然结果。
中方可以从这篇文章里读到一些信号，但对我们而言最核心的一条是：当对方开始认真讨论如何收场的时候，你更需要做的是把自己的棋走稳，在终局那一刻到来之前，一点也不能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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