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回忆录，作者是个日本兵。他不是来控诉日军暴行的受害者，他就是那个施害者。他叫泽昌利，侵华日军第21联队的一名技术兵。战后几十年，他把自己在山西看到的、做到的，写成了一本叫《太行恶梦》的书。
这书是他自己给它起的名字。他管那段经历叫"恶梦"。


"士兵下乡，可以为所欲为"

1937年10月，日军拿下山西崞县，打这里之前，晋绥军守了整整六天六夜。两个团长战死，阵地打到最后一口气。但兵力和装备摆在那儿，守不住终究是守不住。
县城一破，发生了一件让人看完只想骂人的事。
当地商会会长组织了两百多个商人，每人手里举着一面日本旗，跪在城门口迎接日军进城。那个年代，有些人觉得只要表示臣服，就能保命。这群人算盘打得很响。
结果日本兵走进来，看着这一排跪着的人，把他们挨个砍了。

没有任何理由。连装一下"仁义之师"的意思都没有。
城里的屠杀持续了两天，光南边那条河边，就有三百多人被机枪扫倒在坑里。整个县城死了两千多名平民和伤兵，两千多间房子烧成了灰。
屠杀完城里的，日军主力开始往周围村子走。联队长下了一道命令，大意是：士兵下乡扫荡，可以为所欲为——他说这是在为"大东亚共荣圈"做贡献。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泽昌利跟着部队进了村。
村子有一百多户人家，凌晨三路包围，天亮时冲进去，路全堵死了，没人跑得掉。男人里只要敢反抗的，直接杀。剩下的怎么处置？泽昌利写了，日本兵从村里搜来十几把铡刀，就是农村用来切草喂牲口的那种，一字排开摆在地上。
一排青年男子被推上去，按住脖子，刀落下去，血就流了一地。他写"血流成河，日本兵累得气喘吁吁"。

有个六十多岁的私塾先生，用白布缝了面日本旗，走出来跪着求大队长冈村网开一面。冈村怎么做的？扯掉了他的胡子，血珠子把剩下的胡须染红了，再抬脚踢了他一脚，老人当场死在地上。

然后是泽昌利记录最详细的一段，他叫它"赤肚大会"。
冈村命令从村里搜来二三十口大水缸，灌满冰凉的井水，逼着妇女一个个进去"洗澡"。洗完之后，叫她们躺到炕上，日本兵站成排，挨个"评选"。
泽昌利写，他觉得这件事"实在没有什么趣味可言"。但冈村对此津津乐道。
反抗的，当场被刺刀刺死。
四十分钟，一百条命

泽昌利回忆录里有一句话，我觉得是整件事里最关键的细节。
他写，暴行发生之后的第三天，八路军的联络员进了村。
不是第三个月，不是第三年，是第三天。
这说明一件事：这片土地上早就有人在盯着。日军动向，村子里的消息，全都在往外传。这是那时候晋北农村已经织起来的一张网，看不见，但没有一个死角。

八路军120师716团，就驻在崞县西北的老窝村。团长贺炳炎，独臂将军——打仗时一条手臂被截掉，换了假肢继续指挥。部队收到消息：日军几百辆汽车正在沿公路往南运弹药和补给。
他们盯上了雁门关以南的一段峡谷，两边是陡坡和悬崖，就一条公路能过。
10月18日，716团三千多人沿着放羊的小道摸上山，趴在两侧。等日军车队进来，首尾两头的车先被炸掉，队伍卡在里面动弹不得，八路军居高临下打下来，毙敌三百多人，烧毁车辆二十多辆。大同到忻口这条补给线，当天就断了。

三天后，日军换了方向又来。716团回到原地，重叠设伏。
这一次，打了四十分钟。
日军一百多人，没有一个走出那条沟。我方的伤亡，史料记载是"极小"，有一种说法是零。
泽昌利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件事的后续——冈村，那个命令"士兵可以为所欲为"的冈村，那个踢死私塾先生的冈村，后来死在了八路军的枪口下。
他没有说是哪场战斗，也没有说是哪一年。只是写了这一句。


他把它叫做"恶梦"

泽昌利这本回忆录，一直到1998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刊在《山西文史资料》上。
距离那些事发生，已经过了六十年。
但这本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作者身份。受害者的证词，你可以说是夸大了，是有情绪的，是记错了。但加害者的亲笔，你没办法说他诬陷了自己。泽昌利不是被逼着写这些的，他写了，就是承认了。
他用的词是"恶梦"，不是"战争"，不是"任务"，是"恶梦"。

这件事背后还有一层值得去看的逻辑。日军第21联队之所以在崞县表现得如此残暴，有一个直接的情绪来源——就在一个月前，平型关伏击战里，这支部队刚被八路军115师打惨了，丢人丢到家了。进崞县，某种程度上是在报复，是在找平衡。把对战场的挫败感，发泄在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
但这种"发泄"带来了什么？
两千多条人命，换来的是满山西的仇恨。村民开始把日军的动向一条条传出去，换来的是雁门关峡谷里的四十分钟。卫立煌后来亲口对八路军说，是你们把日军几条后路全截断了，忻口那边才撑下来。

1945年，八路军解放晋北阳高县，当地老百姓跑到驻地门口问了一句话：许不许我们哭一场？
得到允许之后，全城的人同时放声大哭。
那是他们八年来第一次敢哭。
一个政权在一片土地上的根，就是这么扎下去的。不是靠口号，是靠这八年里，那些第三天就进村的联络员，和那四十分钟消失在峡谷里的一百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