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在法学界悄然蔓延：部分知名学者、律师在面对恶性犯罪、职务犯罪甚至邪教案件时，习惯性地将目光聚焦于犯罪嫌疑人，而非受害者。他们以“保障人权”“程序正义”为名，对罪犯流露出过度共情，甚至为其开脱罪责。北京大学赵宏教授对《周处除三害》中邪教徒的“悲悯”，以及部分律师为某市前副市长职务犯罪案四处奔走呼吁，无视其严重犯罪事实，正是这种“共情错位”的典型体现。必须明确，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被定罪，这是文明社会的底线。然而，当“保障权利”异化为“无底线同情”，当“依法辩护”演变为“弱化罪恶”，当学者们热衷于挖掘罪犯的“原生家庭创伤”“社会压力逼迫”，仿佛犯罪皆是环境所迫、情有可原，而受害者却沦为沉默的背景板时，这种所谓的“法治精神”已然偏离了正义的轨道。赵宏教授对邪教徒的“共情”，本质上是对邪恶的美化。邪教组织以精神控制、欺骗敛财、残害生命为本质，无数家庭因此破碎，受害者身心遭受重创。跳出常人视角去“理解”“悲悯”施害者，却对受害者的痛苦视而不见，这不仅是对公序良俗的践踏，更是对法治精神的曲解。法治的核心是惩恶扬善，而非为罪恶寻找借口；程序正义的目的是确保审判公正，而非模糊善恶边界。这种“共情错位”的背后，是部分法学精英深受西方“白左”价值观的侵蚀。他们将西方的“绝对人权”“去罪化”思潮奉为圭臬，无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试图用“高阶共情”消解朴素正义观，用“程序至上”掩盖实质不公。在他们眼中，罪犯成了“体制的受害者”，而真正的受害者却被边缘化。这种价值观若被广泛接受，必将导致社会道德底线的崩塌，让守法者寒心，让作恶者有恃无恐。法治需要理性，但不能冷血；需要程序，但不能脱离情理。保障嫌疑人权利是底线，但无底线同情恶人、共情罪犯，空谈程序正义而忽视实质正义，绝非真正的法治精神。法学学者作为法治建设的引领者，更应坚守善恶底线，平衡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既维护法律尊严，也守护人间公序良俗。唯有如此，才能让法治真正成为守护公平正义的盾牌，而非罪恶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