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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后,在山东定陶汜水称帝,正式建立西汉王朝。史记记载“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诸侯皆臣属”,即刘邦初定洛阳为都,但不久后正式迁都到如今的西安。西汉后的东汉定都洛阳,但隋唐又定都西安,当然西安古称“长治久安”之长安。1260年,忽必烈登基之后,以元上都为都城。1264年,忽必烈在解决了与其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后,决定把都迁至燕京地区,1372年改名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帝都之意),将上都作为陪都。在此之后,元明清都以北京为都(北京之名由来源于明朝南京,是相对于南京的北方京城)。问题在于:为何汉唐以西安为都,元明清却以北京为都,背后有何原因?其实,在涉及定都的问题上,古人绝不是无缘无故的选择,背后有着深刻的必然的客观原因,让其不得不定都某处,接下来就谈一谈这个话题。 汉唐为何定都西安?汉唐都选择西安为都,两者既有共同原因,但也有不同原因,以下先看相同的原因。首先,刘邦想要定都洛阳,但戍卒娄敬和张良指出:洛阳虽繁华但四面受敌,关中则具备“被山带河,四塞为固”的地理优势,更利于长期统治;洛阳“田地薄,四面受敌”,而关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关中平原远胜伊洛平原。最终,刘邦决定正式迁都“长安”,为此赐娄敬姓刘。到唐朝时,这也是定都西安的原因之一。 其次,当时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主要在关中、晋南、豫中豫西一带,到隋唐时还是这样,因此在这个范围内选择都城才是最佳的,刘邦要选择家乡徐州为都,统治可能就会出问题。但在这一范围内,位于关中平原的西安无疑最佳,正如上文所说一方面四面环山、易守难攻,一方面沃野千里,可以提供大量粮食,面积大约3.6万平方公里,比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还要大。第三,从国防上看,汉朝主要外敌是匈奴,唐朝初期主要是突厥,两者重心都靠西一些。西安靠近西北前线,便于屯兵防御、便于反击,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的重合,就进一步奠定了其都城地位。也就是说,定都西安也是国防战略的最佳选择,可以相对近距离的应对游牧之敌,反之关中平原的地形也利于防御外敌入侵。 因此,当时长安可谓是“天选之都”,汉唐自然定都于此。不过,唐朝定都长安,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与刘邦不同,李渊本身就是长安人,更重要的是他的统治基础是“关陇集团”,即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或称为六盘山)周围的门阀军事势力,因此这种利益集团决定了他只能定都西安。后来,唐朝多个皇帝也想迁都山东之地的洛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制约关陇集团。总之,汉唐定都西安,不是一拍脑袋决定的,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客观因素下的必然选择。 元明清为何定都北京?既然西安曾是“天选之都”,那么为何唐朝之后没有王朝建都西安,其中宋朝定都开封、元明清定都北京?上文谈到定都西安的好处,但西安却也有两大致命弱点:首先,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早在汉初还好,但随着关中人口变多,粮食压力就越来越大。运河粮食运到洛阳,但因为三门峡的缘故,很难运到西安,于是“长安米贵”,隋唐多个皇帝经常到洛阳办公吃饭。 其次,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地理位置的确很好,但反过来说也会被外界孤立。汉唐时经济重心主要集中在关中及其附近,但到宋元明清时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华北平原、江南等更广阔的地方,此时定都西安,那么就远离经济重心,相当于偏居边缘,显然不利于统治。因此,时移世易,与时俱进,西安已经不适合为都了。既然如此,那么元明清为何定都北京? 因为,蒙元和满清的势力,重心都偏向东方。其中,忽必烈最初以元上都为都城,但上都位置偏北,对控制中原不利,于是迁都北京。原因在于:一方面北京靠近草原,进可攻、退可守,一方面北京向南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无险可阻,利于骑兵作战。总之,对于元清来说,定都北京相当于控制了大片平原,可以通过骑兵快速南下,快速饮马黄河,乃至南下淮河,且又靠近北方“老家”,总体来说进可攻、退可守(掌握幽燕防线,就掌握攻击中原的战略主动权)。 反之,对于明朝来说,想要国家稳定,幽燕防线不容有失,否则整个北方就会暴露在游牧铁骑之下。从这个意义上看,明末袁崇焕的确犯了重大战略错误。因此,因为时移世易,此时幽燕防线变得无比重要,于是才有朱棣迁都北京,当然朱棣相比朱元璋时代,迁都北京条件已经成熟,也更有必要了。至于将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归于南京政治氛围对其不友好的逃避,只能说格局太小。 总之,中国古代都城从西安到北京的转变,既是时移世易的变化,就是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也是中原与游牧势力博弈之下的结果。当然,从经济学角度看,定都北京肯定不经济,比如元明清时要通过大运河输送大量粮食物资等,这其中显然存在大量人力物力的损耗。最后,做一个假设:如果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暂时将满清驱逐到关外,那么太平天国会定都何处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最理性的答案还是定都北京,这就是博弈之下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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