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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深圳的泮溪酒家正式开业。这家酒家最初创建于1947年，位于广州市西郊的荔湾湖旁，以其宏伟的园林建筑和优美的环境而著称，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园林酒家，被誉为江南第一家。与北园、南园一起，它被并列为广州三大园林酒家。90年代，泮溪酒家还被授予了中华老字号和国家特级酒家的称号。这样的历史名店开设在深圳，对刚刚从文革时期恢复过来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酒家的外观设计典雅，绿意盎然的榕树廊道，精美的传统菜肴，如金龙化皮乳猪、八宝冬瓜盅、绿茵白兔饺子、鹤鹑千层酥等，都令顾客流连忘返。然而，酒家开业两天后，尽管生意火爆，酒家的总经理却愁眉苦脸，跑到市政府诉苦，这看起来非常矛盾——生意好不是意味着快乐吗？难道是生意过好反而成了困扰？ 当时担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和财贸办主任的李定回忆，泮溪酒家总经理向他抱怨，很多顾客没有粮票，导致无法用餐。虽然酒家和顾客都急得团团转，但由于当时的计划经济，粮票成了能否用餐的唯一标准。若没有粮票，即使愿意付更多的钱，也没办法吃饭。有些顾客甚至因为这个问题而大发雷霆：什么特区？连饭都吃不上！那时，粮票制度依然存在，像现代人出门需要手机一样，出门必须携带粮票，否则就没法吃饭。粮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按户籍定量供应。尽管深圳已是经济特区，人口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粮票制度的限制却成为了该时期的巨大难题。 那时，许多外地人来到深圳工作，大多数人的户口还在家乡。刚到深圳时，他们可以携带粮票来，或者通过邮寄得到家里的粮票，但渐渐地，许多外地人员在深圳待得久了，家里的粮票寄送也变得困难，因为家里自己也要吃饭，哪有那么多粮票寄来？即便有粮票的，也因为劳动强度大、饭量增大，粮票数量根本不足。而外来人员更是无法在深圳获得粮票，因为粮票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另外，一些外来人员是偷偷溜进深圳的，原单位也不知道，时间久了，一旦被发现，单位会取消其粮票供应，这样他们就成了无粮户，只能饿肚子。然而，虽然这些人没粮票，还是能在市场上购买到高价粮来应付生活，而他们并不太在意粮票的事。但是想要在泮溪酒家这样的国营餐厅吃上一顿好饭，却总得面对没有粮票的问题。 泮溪酒家的菜肴和点心很有名，曾受到国家领导人和广州市政府的高度评价，如著名点心师罗坤、齐惠瑞以及特级厨师范汉鸿、杨海等，均为酒家提供了高水平的烹饪技艺。泮溪酒家的八大名点和八大名菜，享誉国内外，成为很多人来深圳的必选目标。但泮溪酒家却规定，所有的主食和米面类点心都必须使用粮票购买。这就让那些没有粮票的顾客感到十分困扰，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美食，最后只能空手而归。看到生意受阻，声誉受损，酒家的总经理心急如焚，便跑去市政府诉苦，李定听后也觉得有些为难。虽然粮票看似只是小小的票证，但背后却涉及到政治、经济等许多复杂问题，李定一时也无可奈何。 要理解粮票为何如此重要，首先得了解我国实行粮票制度的背景。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等，都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50年代，国家为了保障基本生活所需物资的供应，实行计划经济，并以票证方式控制物资流通，确保按人口定量发放。实际上，票证制度并非中国独创，许多国家在物资短缺时期都曾实行过类似的票证制度。最初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苏联、美国等国家也曾发行票证，但这些票证往往时间较短，影响较小。而计划经济的票证制度，由于长时间实施，且涉及物资的分配与流通，便成为了那一时期的重要标志。 我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即国家统一收购和供应粮食，1955年开始发行粮票等各类票证，对物资进行严格配给。这一政策实施后，粮票成为了每个家庭的必需品，特别是在城市中，粮票成为了吃饭的护照，谁没有粮票，谁就无法正常生活。即使是一些外地工人，来到深圳想要吃一顿好的，也只能望米兴叹。可以说，粮票是当时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1961年，我国粮食统购统销的商品已达到156种，其中90%的副食品和68%的工业品都需要凭票购买。即使是火柴、缝纫机等小商品，也需要凭票才能购买。与此同时，农村人口进城也受到制约，因为城市的粮票供应是有限的，农村人无法享有同等的配给。为了确保粮票的顺畅流通，还实施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哪怕是外地出差，若没有单位的介绍信和粮票，也无法在外地生活。 粮票制度严格，的确给人们带来了很多麻烦，也让各个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实际上，这一制度并非国家的恶意设定，而是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这一制度逐渐暴露出其弊端，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这种新兴的经济特区，面临着大量外来人口和紧张的资源供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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