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有人特意找上门来，甚至于当年担任涉案球员赵志鹏辩护律师的穆罕默德也早已经把那场官司给忘了。11月21日晚上，在位于景万岸(Kembangan)社区的家中见到我时，他第一句话就是：“那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小官司。”面对专门到访的我，穆罕默德显得有些惊讶：“证据明显，认罪是肯定的，我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向法官求情，争取对那个可怜的孩子减刑罢了。”
穆罕默德对很多案情细节都已印象模糊，唯一深刻的镜头停留在他与赵的第一次会面。2008年元旦前的一天，当他在办公室见到赵志鹏时，“那孩子看起来像是吓坏了，不停地说自己错了，他是第一个认罪的球员”。在担任律师之前，穆罕默德曾在新加坡一家报社做过10年的体育记者，自然是这个领域里响当当的律师。他介绍说，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体育贪腐案件频发的年代，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直接”的案例。
2007年11月14日，新加坡联赛(S-League，以下简称新联赛)2007赛季刚刚结束的第三天，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以下简称CPIB)的执法人员在清晨突然闯进辽宁广原队的队员宿舍实施搜查与拘捕。据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介绍，此次搜查收获颇丰，“在一些队员的床下和衣橱里发现了大量现金，与他们的正常收入并不吻合”。同时，辽宁广原队总经理兼领队王鑫也被控制。
其实，早在这之前，CPIB对辽宁广原队的调查就已经进行了“至少几个月”，只不过其保密程度之高，甚至于连新加坡足球协会(以下简称新足协)市场与媒体部经理王明强(Eric Ong)都向我感慨：“此前我毫不知情，估计只有足协最高层才可能知道。”最后的收网自然是掌握了充足的证据。上述知情人透露：“以赵志鹏为例，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手机短信，他曾经在比赛前发短信回国，预先透露了比赛结果。”这并不奇怪，以CPIB在新加坡的地位和权限，监视他们的通信易如反掌。作为只向新加坡总理办公室汇报工作的独立反贪机构，CPIB有权对一切怀疑对象实施调查、搜查、逮捕及监视跟踪。
在新加坡媒体上极少曝光的CPIB一直是民众眼中最为神秘的政府机构。不能将调查细节公之于众几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多位当地记者表示“从来没有想过要采访CPIB”。自然，此次调查的全过程也就不得而知。不过，CPIB策划部负责人劳永信(Lau Yong Hin)耐心向我做出的解释也印证了上述事实：“CPIB一直对可能操纵比赛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和密切监控，辽宁广原案发也是源于我们此前收到了相关情报。”但是，他没有透露情报来源。
此后的审查取证似乎非常顺利。大约一个月后，王明强接到上级布置的任务——“准备如何向公众解释假球事件。”他承认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如何挽*****众对新联赛的信心是一个挑战”。1月7日，新足协发布公告，正式宣布王鑫被禁止参与所有和足球有关的活动，舆论一时哗然。新加坡最大华文媒体《联合早报》的体育记者陈汇崑向我回忆当时的震惊：“虽然听到一点风声，但最后确认是球队经理王鑫直接参与踢假球，还是不可想象的，新加坡体育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
与此同时，司法程序也很快启动。2008年2月6日，中国农历除夕，赵志鹏与李雪柏、王林、董雷、李铮、彭志毅、佟迪等7名球员在新加坡初级法院第一次出庭受审。新加坡初级法院提供给本刊的判决书显示：7人均涉嫌违反新加坡《反贪污法案》中的6(a)条款，在6场新联赛比赛中收受王鑫的贿款作为打假球的酬劳，金额从2200新币(1新币约合5元人民币)到6200新币不等。当天，赵志鹏与董雷在各自交纳了1.5万新币之后保释，其他5人则只能在拘留所度过春节。
2月13日，情人节的前一天，第一个认罪的赵志鹏率先再次出庭受审。新加坡初级法院提供的判决书显示，赵志鹏参与了3场假球比赛。其中，2007年10月3日在对垒芽笼联队赛前，王鑫要赵志鹏保证至少输3个球。赵志鹏听从王鑫的指示，结果辽宁广原队以0比3输球，几天后，王鑫送给他2000元新币；11月1日，王鑫又要赵志鹏在对垒甘柏联队的球赛中至少输3球，结果辽宁广原队以0比5告负，赵志鹏很快又得到2000元新币；11月12日，联赛最后一场辽宁广原队对垒阿比雷斯队的比赛举行，王鑫提出的要求是至少输2球，结果是0比2，王鑫如愿，不过，由于CPIB两天后的抓捕行动，赵志鹏甚至还没来得及得到这笔酬劳。
“他只是一个由王鑫控制的小角色，与王鑫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球员与老板的关系，而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穆罕默德熟练地跟我说起当年庭审时的辩护内容，“王鑫在球队一手遮天，威胁赵志鹏，如果不听话，就送他回国，甚至拿出他曾经对不听话球员的制裁手段相威胁，赵志鹏要保命养家，自然不敢反抗。”
从判决结果看，穆罕默德的法庭求情似乎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如果按照新加坡《反贪污法案》6(a)款的规定，违者“可被判罚10万新币、入狱5年，或两者兼得”。而最终赵志鹏仅被判入狱5个月，并罚没4000新币。董雷、王林、李雪柏等原先一起聘用穆罕默德做律师的球员，直到赵志鹏一案审结之后，“大概是看到扛不过新加坡严格的法律”才最终松口，并转聘其他律师。4月份出庭受审的6名球员中，除了年龄最小的王林(20岁)被判4个月刑期之外，均为5个月，并罚没所有受贿款。
“如果王鑫出庭受审，几乎肯定能按照6(a)条款项判罚。”穆罕默德向我分析说。只是，让CPIB和法院都没想到的是，2008年1月5日，王鑫在交纳了8万新币保释金之后，以个人私事为由回国，此后弃保潜逃，从此再也没有在新加坡出现。
神秘王鑫
“他是个冷面而无法接触的神秘人物。”一提到王鑫，新联赛网站的资深记者邓伟文毫不迟疑地说出了对他的印象。11月21日下午，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旁边的一家快餐店里，从事新联赛足球报道超过6年的邓伟文跟我讲起了他眼中的辽宁广原故事，他对细节的关注与分析要比其他球队的人士更为深刻。邓伟文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除了比赛的技术性报道之外，他对新加坡足球人物与生态更感兴趣，其分析评论在业界也颇有名气。
王鑫的神秘，于当地体育记者来说，最直观的表现莫过于“他很少在媒体上露面，更从来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访问”。当然，如果仅以此定论王鑫的低调，或许有失公允。邓伟文承认，在新加坡体育记者的心目中，足球采访的期望对象，首先自然是教练，其次是球员，经理排在末位。可是，即便在新联赛12支球队的经理圈子里，王鑫也足够另类，他的另一职务是辽宁广原队领队。“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争取采访他。”邓伟文言犹未尽，“每次比赛他都坐在教练席上，穿一身Polo休闲装，还穿一双皮鞋，他可是领队啊，竟然从不穿运动装，看起来就不像是懂足球的样子。”
王鑫在新加坡赌球败露之后，以事后推定的思维来看，让邓伟文们恍然大悟的是：“原来操控赌球的那个人就是他啊！”更有甚之，很多人直到此时才惊呼：“王鑫是谁？”这为其平日里的低调与冷面更增添了几许神秘。“别的球会经理见了面好歹打个招呼，可王鑫从来是对我们视若不见。”在邓伟文印象里，“他自始至终是个没有表情的人，不管是赢球输球，既没有高兴也没有沮丧，简直就像个局外人，现在明白原来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球场上。”
涉案球员李雪柏的父亲、国内足球名宿李应发也有此悔悟。在电话里，他有些气愤地向本刊记者表示了自责之意：“王鑫以前是我的学生，所以才放心让儿子去跟他踢球，没想到几年不见变成这个样子，他从一开始带队去新加坡就动机不纯，完全把球队当成自己的摇钱树用了。”CPIB提供给本刊的资料显示，李雪柏在7名涉案球员中，被诉罪责最多，但法官并未对其特别加刑，新加坡初级法院的解释是：“罪责多并不代表罪行更重，只是李雪柏比较倒霉，王鑫找他次数更多而已。”考虑到王鑫与李父的师徒关系，不免令人欷歔。
可是，令当地诸多业内人士大为不解的是，如果只是为了操纵比赛赚钱，王鑫为什么会选中以法制严格而著称的新加坡。大家一致的猜测是由于水平不高，新联赛在中国所受关注并不高，不易引起警方的觉察。支持这一结论的事实是，王鑫赌球，是委托一个国内的朋友通过赌博网站直接下注。对此亦有旁证，劳永信向本刊证实，赌博行为属于警方的侦查范围，CPIB只负责调查贪腐行为。而记者联系新加坡警察总局，其公共事务部门负责人答复：“经核实，新加坡警方未参与王鑫赌球的调查。”由此可以推断，王鑫赌博活动的主阵地并非新加坡，至于球员被判刑，“只不过是其操纵比赛的牺牲品罢了”。
可是，考虑到新联赛自身管理的严格，上述单一解释仍未免牵强。反而，善于观察足球社会生态的邓伟文给出了技术性更强的解释——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国家像新加坡这样准许引进整支外国球队。“通过控制个别球员来操纵比赛并不容易，但如果控制了一支队伍，王鑫当然可以随心所欲。”
“我跟王鑫见面聊过至少5次，他自始至终并不承认自己赌球，而是强调给球员钱只是激励他们更好踢球。”王鑫的代理律师埃德蒙德向本刊记者回忆，“当然，他更不可能承认操控球员，让他们故意输球。”埃德蒙德对于王鑫通过国内网站下注的细节一无所知，与很多人判断相同的只是，“印象里，他就是个来新加坡淘金的生意人”。
从事律师职业20多年的埃德蒙德坦承，这是他接到的“最令人沮丧的一个官司”，因为王鑫的弃保潜逃也算开了同类官司中的先河。与外界想象的不同，当初王鑫申请保释回国并不那么容易，CPIB拒绝之后，埃德蒙德专门上诉到了新加坡高等法院，理由是王鑫急于回国处理一件债务纠纷案件。令人惊讶的是，从埃德蒙德与辽宁某律师事务所的往来文件发现，这起预计2008年1月初在大连中级法院开庭的债务纠纷，正是王鑫诉讼其昔日搭档王珀的案件，“如果王鑫不能在2008年1月4日回到国内，就拿不到法院判给他的150万元”。
“他甚至告诉我要回国内招募新的球员，明年继续在新加坡打比赛。”埃德蒙德回忆说。直到今天，新加坡对王鑫的通缉令仍未撤销，王鑫案并未了结。
疑惑广原
那么，王鑫所控制的辽宁广原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球队？这个问题也足以让新加坡足球业内人士迷惑一阵。
2007年，对于已经成立了11年的新联赛来说，可说是喜迎丰收的年份。单从申请加入的国外球队来看，就多达8支。新足协王明强记忆深刻：“那年的竞争空前激烈。”按照他的解释，新足总对引进一支球队的考察主要基于三个方面——俱乐部管理水平，财务状况，球员技术素养。“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总的标准是稍稍高于新加坡本土球队，才能带动新联赛。”结果，来自中国的辽宁广原队与韩国的超红队最终胜出。王明强强调：“辽宁广原实为辽足二队，这与在新联赛表现活跃的日本新瀉队非常类似，母队与子队的模式比较稳固。”当然，邓伟文对此也有补充观察：“为了打开广阔的中国市场，新足协一直瞄准中国球队。”
邓伟文记得，2007年初球队抵达新加坡时，两年前黯然离开的新麒队主教练丁哲一扫颓势，满怀信心。可是，球队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如果说前4场比赛一场未胜是因为所遇到的对手均为上赛季强队的话，那么后来的失败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我们也知道刚刚到新加坡的中国球员会有些不适应，但辽宁广原队里一些队员已经踢了五六年的职业球赛，场上的表现实在让人不可理解。”《联合早报》体育记者陈汇崑回忆，“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小孩子在跟大人踢球，连基本的动作都不熟练。”到赛季末，辽宁广原以8胜5平20负积29分的成绩，在12支球队中最终排名第10位。
辽宁广原队在新加坡的主场是女皇镇体育场(Queen Town Stadium)，从距离市中心不远处的女皇镇地铁站出来，很容易就能找到。新加坡的体育场，除了国家体育场外，基本都属于体育协会管辖的社区体育场，没有比赛时可免费向民众开放，这座可容纳5000人的体育场，在新加坡已经算规模不小的球场。让本地球迷印象深刻的是，当年辽宁广原队在中场时间发明的小游戏——让球迷进场踢花球，射门成功后就送一个足球，每场总能送出三四十个足球。即便如此，观众似乎也不买账，女皇镇体育场成为2007赛季中上座率最低的球场，“其他球队比赛大概2500人左右，辽宁广原队比赛能有1000名观众就不错了”。
比赛成绩之外，球队的办公地点让邓伟文更加惊讶：“辽宁广原一直就没有个像样的办公室，好像随时准备要走的样子。”新加坡球队的生存有好有坏，寒碜的办公室邓伟文也见过很多，但“最起码有个文件柜、传真机，最低限度也应该有台电扇在转吧”，而在辽宁广原位于女皇镇体育场的办公室里，“除了一部电话机和几张纸片，什么都没有”。
场上球员的公开变换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中场球员张海峰被当地媒体称为“辽宁广原队的齐达内”。陈波因为有在新加坡联赛踢球的经验，兼任了助理教练。但是，就是这两位“最有可能在场上影响比赛”的实力球员，前者在年中的转会窗口期被调回国内，后者则在下半年的比赛中“几乎被架空”。另一个蹊跷的球员是18岁的卜鑫，这位左前锋在几场比赛中的表现，曾让新加坡媒体大为赞赏，但很快，当地记者发现冲劲十足的卜鑫，在场上却没有人传球给他。“事后来看，原来他们可能都是有实力但不听话的球员呢。”
“能够赢球的人不是没有，但我们始终不明白，辽宁广原就是赢不了球。”仅有一场比赛例外，一路输球之后，在对阵本土强队芽笼联队的比赛中，辽宁广原却鬼使神差地以4比0大胜。“要操控比赛，也要有一定实力才行呢。”当地体育记者圈子里流传着这样的笑话，但邓伟文承认，大家只是嘴上一说，没有人真正会往赌球上联想，因为“那是不可想象的”。
如何零容忍
“不可想象。”这是接受我访问的新足协官员、体育记者、球会人员及律师给出的一致评价，“他们胆子太大了，要知道新加坡对这种事情是绝对零容忍的。”
说起新加坡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Zero Tolerance)，就不得不提及大名鼎鼎的CPIB。这个成立于1952年的反贪机构，最初只是新加坡警察总署刑事调查部下辖的一个反贪处，当时只有13名工作人员。后来随着李光耀的上台，《反贪污法案》不断修订完善，CPIB的地位与权限也越来越大，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成为凌驾于其他政府部门之上、只向总理办公室负责的独立机构，其局长由新加坡总统直接任命。
现在的CPIB已经拥有近百名专业调查人员，在新加坡红山一带的居民区中，三层的白色办公楼很不起眼，但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去那里，仍满脸的惊讶：“在新加坡，肯定没人想去CPIB。”果然，从里面走出来的人大都哭丧着脸。一位从福建来打工的中年男子刚刚结束问话，他满脸阴郁的告诉我：“建筑公司的老板出了点问题，让我来接受讯问，怎么敢不来？虽然没什么大事，他们也都很客气，但来这里心里总是会不好受，多丢人呢。”
让官员乃至人人对腐败自危，这也正是CPIB期望的效果。两米高的院墙上特意加了一圈铁栏杆，四周的摄像头仍显示这里的神秘而不可侵犯。门口白墙上的标示异常醒目，CPIB缩写之下有一行小字“swift and sure”，这也正是它的使命所在——“通过迅速、肯定、坚决而公正的行动同腐败做斗争。”劳永信告诉我，CPIB对贪腐打击遍布任何领域。
体育领域里的腐败自然也不例外。新足协王明强告诉我，CPIB对新联赛的监控早在七八年前就开始了，除了抽查比赛录像、接受举报之外，还会不定期地对球员进行抽检，甚至动用测谎仪等一系列高科技设备。不用说像辽宁广原这样赤裸裸地操纵比赛，即便是无意中的违规都决不能容忍。2003年，一位本土球员在比赛前向对手队伍的朋友无意中透露了球员上场和伤病信息，后来被禁赛一年，并罚款5000新币，其严格可见一斑。
让王明强感慨的是，每年联赛开始前，新联赛的每一个人，包括新足协工作人员、各球队球员、教练及俱乐部工作人员，都会签署一个“职业道德承诺协议”，以此警示每个人的行为必须符合体育职业道德，可即便如此，辽宁广原队仍敢以身试法，“他们不可能不清楚后果有多么严重，足协与球会绝对不会袒护任何有问题的人”。
对新足协的访问安排在周五进行。由于新联赛2009赛季已经结束，当天下午，新足协所在的惹兰勿刹球场(Jalan Besar Stadium)正在举行新加坡U-15中学足球联赛半决赛。新加坡的青年足球联赛五花八门，从U-13、U-15、U18到U-21、U-23，各年龄段都有自己的比赛。在新加坡，最大的印象就是公共绿地与体育设施数不胜数，几乎每个社区乃至街角都会看到有年轻人在踢足球、打篮球。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附中的球员黄主正告诉我，他从四五岁时就跟着爸爸到公园踢球，小学就加入了足球队，此后一直代表学校出战。“从一开始教练就告诉我们，不准喝酒、抽烟、文身，训练迟到都要罚款，必须忠于比赛，不卖力踢球都不行，假球怎么踢？”对于这个15岁的孩子来说，赌球、假球很是遥远，他好奇地问我：“我叔叔倒是喜欢买足球彩票，这算赌球吗？”
其实，新加坡的零容忍是建立在有限开放基础之上的。早在1999年，新联赛开始后的第四年，新加坡政府就建立了一整套复杂的足球彩票制度，由新加坡博彩公司全权负责运营。由于周末是欧洲五大联赛的比赛日，在芽笼路附近的一家彩票销售站，前来购买足球彩票的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不仅有足球比赛结果、进球数、失球数等样式，赛马、F1赛车也应有尽有。投注金额最少5元新币，最多5000元新币，如果想买更多，就需要直接去博彩公司总部。销售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如果投注金额超过5000元，必须要留下详细的个人信息，领取奖金时也是如此，以便于事后追查。“想通过合法的足彩操纵比赛，想都别想。”
新足协王明强告诉我，新加坡法律严格规定，足协与球会内部人士都不许购买足球彩票，甚至不能将任何比赛信息透露给亲朋好友。“虽然技术上没有限制，买少点彩票不需要实名制，但新加坡地方小，没人敢冒这个险，一旦被发现就会永远丢掉饭碗。”当然，他也承认，与世界上许多赌博合法化的国家一样，新加坡也面临着地下赌博的冲击。毕竟，“买足彩赌球的样式仍有限，而且不能赊账”。邓伟文介绍说，“通过地下庄家，甚至可以赌到第一个被换下场的球员、第一个进球的球员等等五花八门的形式。”
夜幕降临，芽笼路开始霓虹闪烁，这是新加坡政府批准的唯一一个红灯区，也是新加坡最为鱼龙混杂的地方。街边密密麻麻的大排档灯火通明，小巷暗处，走动有穿着暴露的性工作者和满是文身的马仔。偶尔有一堆人围在一起，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铁架子支起来的简易赌台，掷骰子、转陀螺、翻纸牌，样式五花八门，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各色人等站立四周，手里捏着一沓10元、50元的新币，高声叫喊着下注，看到远处走来的巡警，就会瞬间把桌子一叠四散开来。
尤其在周末，露天咖啡馆熙熙攘攘，墙上挂着的电视里，除了偶然看到“小沈阳”的节目，几乎都在播放欧洲联赛，这才是地下赌球的根据地。不时会有拿着手机、掌上电脑和小记事本的人警觉地穿梭在多家咖啡馆，他们就是庄家派来的“卜基”(bookie)。巡警告诉我，新加坡警察局辖下的反赌组专门打击地下赌博，但跟世界上所有地方一样，“这可不是个轻松的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