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姐妹们里流行“找个有钱人”，所谓有钱，就是那些每个月肯为自己花上几百块的老头子。事实上，除去吃饭和房租，十元店的性工作者一个月也挣不来几百块。房租也涨了，每间13块、15块。
即便一天24小时都用上，也总会有一种无时不在的风险，让她们转眼间一无所有——扫黄。
常规检查时还好，听说老板在公安局里有人，有事就会通个气。山雨欲来时，老板总能及时叫姐妹们躲起来，关灯闭门暂停营业，等警察撤退后再开张。
“最怕有坏人‘点水’。”吴献芳说。所谓点水，就是别人设套搜集了证据，赶紧打电话点对点举报，警察一来，人赃并获，跑也跑不掉。得罪客人、生意太好，这些都可能惹来麻烦。
带进局子里，第一次拘留15天，第二次劳教一年并通报家人，要么就罚款3000元。3000元，这对十元店的性工作者意味着——她必须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兔年年底的一天，一个三十多岁的“姐妹”就出事了。本来她买了当天下午六点回家的火车票，下午洗完头准备回家，突然来了个客人，她想着顺便接一个，结果中招了。三天后她出来了，据说罚了3000元，她收拾东西回老家，没再露过面。
几乎每个人都出过事。对这些不富裕的性工作者们来说，罚款远比拘留要可怕。
有人咬破手指往内裤上抹，有人索性把命都豁出去了，撞墙要寻死。有时能奏效——一次，王菊花被捉拿在场，瞅准空一脚踩在三楼栏杆上，警察放了她一马。她特别害怕读大学的儿子知道这些事。她总是对他说：妈妈在糖果厂打工，好多糖果，吃啊吃啊就长肥了。
吴献芳也被抓过两回，她性子讷胆子小，赶紧交钱赎身，头一回600块，第二次3000元，“怕儿子打不通电话，要担心”，就当是两个月的活都白干了。她曾想不干了，灰头土脸回家了。
谁也说不准，在某个缺钱的时刻，轮回又开始了。2011年，吴献芳又有了新的焦虑：大儿子家没钱盖房子，总归怕亲家瞧不起；二儿子脱离传销，当了司机，但眼瞅着21岁了，没钱找不上媳妇可咋办？她想着想着，又决定回来开工。
这时竞争愈发激烈了，要会勾肩搭背，嘴巴甜点也是本事。吴献芳说自己太本分，年纪大了，也不会说话，就搬到矿井一样的地下室去了。
时运更不济的是，她跟一位老乡起了口角，别人心一横，捡块砖砸断了她右手中指。医药费花了3000块。老板再三沟通，老乡一分钱也不肯赔。吴献芳陷入又一个纠结：算了吧，又是两个月白干了；报复吧，打官司还得花钱，如果警察反倒把自己抓了怎么办？
2012年4月，这些天农忙插秧，来的人也少了。袁丽蓉在为她即将结婚的儿子绣十字绣，王菊花找到新的靠山，《爱情买卖》的手机铃声总响起来，催她晚上出去喝茶，一些姐妹在天井里晒太阳。
吴献芳在地下室里干巴巴地等着生意。虽然搬了砖头把下水道堵住，恶臭还是涌上来。门口时不时有老头子经过，探头来看看货色。
尽管右手永远地残废了，尽管说不清哪天就会被抓走，这时候，吴献芳脸上挂满了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8月份媳妇家的母猪要下崽，她就要回去喂猪，再不回来了。
(为保护当事人，隐去事发地点，文中姓名为化名)
退居桂南某小县城9个月，叶海燕的一举一动，仍备受关注。2012年初，她卧底“十元店”，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性,,服,,,,,务，全程微博转播。现在的“叶海燕老师”，还是当年“流氓燕”的做派。
叶海燕说，这是为了让他们免于被警察拘捕。2011年7月，她不得不离开家乡武汉，当地警察特地派人帮她收拾行李，一直送到了火车站。
一同被遣散的还有她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最初，定位与众多NGO无异：干预艾滋病和关爱性工作者健康。2009年，叶海燕主张性工作者作为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更应该得到保障。
自此，她的理念开始与国际同行接轨，路却骤然变窄，直至到西南一隅。
骨子里，叶海燕反对卖淫——它表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欺侮。但她认为，消灭卖淫，道德说教没用，也不能靠政治运动来实现，更不能靠剥夺妇女的卖淫权来进行。“它应该通过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来实现。”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广西玉林某县城一条小巷子里，2011年8月突然冒出一个“浮萍健康服务工作室”，铺面不过五六平方米， LOGO上的口号却喊得嘹亮：我们倡议，免除对底层性工作者的经济处罚。
十几年后重返这座桂南县城，性工作的公益活动很难开展——当地鲜有人知道“志愿者”为何物。叶海燕拿着募捐的安全套去小旅社发放，旅社老板有的以为搞传销的来了，有的以为她是老鸨来挖小 姐，赶紧让“姐妹们”藏得无影无踪。
倒是工作室对面的发廊里，一个叫“小笼包”的小 姐主动送上 ,门了。她穿着深V的紧身小短裙和7厘米的高跟鞋，欢快地跑来：老板娘你是干什么的？不久后，这位湖南籍的发廊小 姐发展为工作室得力的志愿者。
她身上有叶海燕需要的“绝对的平等”，撩着头发深入色情场所的腹地，骄傲地迎着男人的目光，为每一个“姐姐”从容发放安全套。
“小笼包”在县城呆了12年，大大小小的“红灯区”摸得门清。2012年1月的一天，她指着“十元店”对叶海燕说：这里的小 姐好可怜的，做一次十块，都不怎么戴套。叶海燕又起了潜伏的心。她决定：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性,,,,服,,,务。而且，微博直播。她有15万粉丝。
网友问：她疯了吗？律师热议：网上招嫖直播，扰乱了社会治安。
那时叶海燕正窝在县城“十元店”的小房间里，桌上放着湿巾、安全套和杯子。等客人的空当，她拿着手机刷微博：“这些姐妹与顾客一次性 ,,,,,交的价格在10元至20元之间，属于低价交易，年关难过。希望警察按照中国法律的要求，酌情，从轻处罚。”
她算过，一个姐妹被抓一次罚3000元，等于至少需要交易150次。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卖淫、嫖娼者，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现实中，累犯者还可能被劳教一年。
叶海燕所关注的是，这种选择性执法背后，“扫黄”给她们带来的伤害：罚款会导致底层性工作者更贫困、隐私得不到任何保护甚至有人为了躲避警察跳楼丧失生命……
她的设想中，不免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味：“如果我因为卖淫被抓，我应该伏法。我没有罚款交给他们，我选择拘留。十五天的时间，正好可以了解一下，姐妹们进拘留所之后的生活。”
最终叶海燕没有被抓，只是微博账号又被封了。经此一役，她和周边的小 姐们打成了一片，别人叫她“燕哥”。
“有人替小 姐说话就好”
曾经，叶海燕对性工作者也不待见。她生在湖北一个闭塞破落的小山村，从小心气就大：她立志要做个有钱人，回家办工厂，让全村人都富起来。
桂南的这座小城，对叶海燕有着特殊的意义。1990年代，她离开家乡，在这里开了一家正规的按摩店，有时隔壁发廊女过来一起打麻将，人一走，店里姑娘们就把凳子擦了又擦，生怕染上什么。
后来她去玉林一家酒店当大堂经理，手下管着一拨服务生和小 姐。垂直的工作关系，也无所谓嫌恶。她发现小 姐们总不开心，常常喝醉了大哭。
2003年，离婚后的叶海燕寄宿一群“小 姐”家。近距离的接触，真正折磨了她的神经：小燕子未婚同居后产下一个女婴，男方逃之夭夭；小红是四川的， 打工挣了一万来块，被女友一伙灌了迷,,,,魂,,,药，骗光了钱财还被强暴了；一天，小红被打了，叶海燕看到小红捂住肚子，满嘴是血倒在大厅里。
突然间，这名网络写手觉得自己有了责任。她以一个好打抱不平的姿态，朴素地想要“拯救姐妹们脱离苦海”。
那天起，天涯论坛里，“流氓燕”开始跟每一个羞辱“妓女”的网民对骂，直到被天涯网管封了ID，一脚踢出论坛。
2005年，失去了论坛阵地的叶海燕想要办一个网站。简单的木制家具，一台旧打印机，一台二手电脑，一部电话机，一个人，叶海燕的“中国民间女权网”就这么办起来了。
起初设置的议题都跟女权有关，关注八类弱势女人：离异妇女、未婚妈妈、小 姐……“我是一个离异女人，是一个单身的母亲，曾经遭遇过家庭暴力与性骚扰。”这是她当时的理由，中国女性站起来，独立并自强。
凭借网络红人的影响力，女权网的论坛吸引了一大拨网民，包括“网络瑶瑶”。这个ID的头像是胸口上纹一只蝴蝶，她自称是小 姐，迅速发表了若干言论，如“我是一个小 姐，你愿意娶我吗？”
叶海燕并不在意瑶瑶是不是小 姐，甚至不在乎“她”是男是女，她认为：有人替小 姐说话就好。
这时网站内部的女权版主们迅速分化：一派认为，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不能和妓女一个网站；另一派是孤独的流氓燕，她力挺瑶瑶，就是要给小 姐一个发声的阵地。她对各种刺耳的批评声脱敏了，“反正别人骂啊骂的就习惯了”。
最终站长流氓燕“独裁”了，她索性把网站改成“红尘网”，标榜“中国第一个关注妓女的网站”，“给红尘女留个未来！”
不出几日，叶海燕便遭遇了一连串打击：商家不再愿意免费为她提供网站空间，认为对公司形象有影响；民政局认为她没有挂靠单位，不给她的公益机构注 册；老朋友也在吹耳边风，不赞成她搞这档子“脏活”；最后，辛苦搭起来的“红尘网”，在网络黑客孜孜不倦的攻击之下，彻底沦陷了。
忽然兵败如山倒，叶海燕变得躁狂又抑郁，想要放弃。
直到2006年5月底的一天，她接到电话说：黄瑶瑶被客人杀死了，被剪刀刺伤了全身。
“性工作也是工作”
小 姐客人的故事天天有，头一回，叶海燕感到暴力伤害和死亡如此切近。
她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凭什么她们的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社会对她们的歧视和暴力难道是理所当然的吗？法律对她们公平吗？……
“性工作者的问题根源在于社会对她们的歧视和暴力。”叶海燕说。
在健康关爱和艾滋病干预之外，她决心在“小 姐维权”的问题上，一条路走到黑。
叶海燕的“疯狂和极端”自那时伊始。没有资金，自己写稿子挣钱维持运转。那阵她狼狈得不行，天天吃方便面，连衣服都是小她9岁的男友从家里偷出来给她穿。每天她和男友轮流网上值班，删色情图片和政论。志愿者都走光了，她还天天在网上跟人吵架，“觉得工作室特了不起”。
真正“看不见硝烟，却也惊天动地”的思想转变，是在2007年6月，她与台湾日日春和香港紫藤等两岸三地NGO碰了头。被问起对性工作者的看法，叶海燕说：我尊重每一个姐妹的选择，可我自己不会做妓女。
紫藤的资深NGO人严月莲问她：你为什么不愿意做妓女？
叶：因为妓女的工作很危险，而且会影响自己今后的爱情与婚姻。
严：哪一种工作不是有利有弊？真正的原因是你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妓女这个职业。
叶海燕懵了。一直以来，她举着“拯救姐妹们脱离苦海”的大旗，“性工作权”这类命题，从未想过。
从那以后，她的性工作者维权路越走越高亢。她在武汉闹市区征集签名，倡议每年8月3日为“性工作者节”，发起终止对性工作者暴力的“红雨伞运动”……
资金紧张似乎是叶海燕永恒的话题，往往只有民间零敲碎打的个人捐款。机构捐款往往要求她的主要诉求。叶海燕表示，要用发声的自由换取资金，她不干。
2008年，叶海燕获得中盖项目艾滋病计划的支持。项目计划书里，她写道：女权工作室将用7年的时间，建立一个覆盖全武汉性工作者的防艾网络。不久，她以一个NGO人的身份，赤裸裸地发布了一个悚动的消息——她本人也性,,交易了。
她进了一个QQ群，接了第一个客。接下来一个月陆续有了五六个客人，进账1500元左右。她想更好地理解这个边缘人群，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单亲妈妈要养活自己的女儿。
她把人豁出去了：“性工作也是工作，性工作者作为公民的各种基本权利更应该得到保障”。
“志在民间的思想动员”
卧底“十元店”后，叶海燕为冬天的姐妹们送去了募捐来的安全套和毛毯。她还大胆设想，给55岁以上的贫困性工作者发放养老保险，每个月30到50块，可她穷得连自己和念小学五年级的女儿都养不活。
但进色情场所发几个套子、为个别性工作者做几次妇科检查，远非叶海燕的终极目标。她心气十足，“志在民间的思想动员”。
她几乎在所有门户网站注册了博客和微博，有事没事就码字刷屏，阐述她的理念。时不时会有一些NGO组织请她讲座，她便倒出一箩筐设想。她甚至还有自己的一整套“战略目标”——但看起来似乎遥不可及。
中国内地全面禁止性，，交易。叶海燕认为，从目前来看，免除对贫困性工作者的经济处罚，或是最可能争取的目标。台湾地区过去规定“罚娼不罚嫖”，2011年11月被废止，理由是违反“宪法”平等原则。
2010年夏天，当不戴面具的叶海燕出现在亚太性工作者会议现场时，印度、泰国几国的国际友人都吃了一惊：素闻中国大陆禁娼已久，而她胆敢直面媒体说，我是一个性工作者。
2011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主办的第二届艾滋病预防与性工作国际研讨会上，叶海燕作为性工作者代表，受邀登台演讲。会议地点在北京，中国的首都。
叶海燕留意到，近年来，中国对性工作者的社会政策环境有一些松动。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多次提案，主张性工作者非罪化。2010年12月，公安部官员公开建议，将“卖淫女”改称“失足妇女”。多部门还下发通知，要求保护卖淫妇女人身权和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
长路漫漫，始终得关注当下。在这个三轮车像甲虫一样爬满大街小巷的县城里，她蹲守在那间月租300元、小得几乎挪不开身子的工作室里，继续她的“妓权运动”。工作经费紧张时，她甚至狂热地想，要不先去洗浴中心做一两个月，挣一两万回来，维持工作室一年的运作？
不过，每当看到“扫黄”的字眼，她还是不由得心惊肉跳。
(本文来源：华声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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