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世上，难免要经过多次迁居。犹如在人生的道路上，居所就是一个驿站，从一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
居所，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存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孟子幼时，其舍近墓，常嬉为墓间之事，其母曰：“此非吾所以处吾子也。”遂迁居市旁，孟子又嬉为贾人街卖之事。其母曰：“此又非吾所以处吾子也。”复徙居学宫旁。孟子乃嬉为俎豆揖让进退之事，其母曰：“此可以处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孟母三迁”，三择其居，终使孟子成就大业。这不能不说是环境造就人，也淹没人。
我的居所，大概迁过十来次了。有千里举家之迁，也有同城之迁；有过从乡村迁往城市，也有过独居迁往社区。每次迁居，都给我换了一个崭新的生活环境，不一样的生活空间，不一样的世界。
有过从北方迁往南方，那时幼年随家举迁。虽然不情愿离开儿时的居所，但举家南迁却也长了许多见识。北方的山石严寒，冷酷，那些高山文化孕育的故乡情缘成了一道抹不去的底色，而南方的灵秀，南方的水乡，却又造就了我精神性格的多重性。我经常拿北方人与南方人对比，他们的性格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我不能不交织在沉淀与萌发之间。
有人将“升”与“迁”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从乡村迁往城市，是人生的一次地域转换。如果说南北方位的迁居是一次生存的物换景移，那么乡村与城市的移动应该是人生渐行渐变的开始。人不能没有乡村生活的那一站，对于衣食父母们的艰辛体验是我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每个人独有自己的根，好像禾苗的根就在土里一样，虽然迁出了乡村，在城市里发芽生长开花级结果，但我的根还是在播种的地方。橘生淮北则为枳，哪怕到了城市，只要本色没变，还是会留恋长根的地方的。中国的乡村与城市差别之大，并不是地域决定了的，我常常幻觉着大都市的人们，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便觉高人一等，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农耕火种的渔猎时代，好像还没有大城市吧？虽然我也算是城里人，住着离地三尺的楼房，但我的双脚只要一天没有踩在地下的土上，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还是悬在半天云中，上不接天，下没接地，总是不踏实。
迁居到了城市，即如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有人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城市在人们的眼中居然高傲起来，人们总是会说：走，上县城去、上省城去、上北京去，或者说下乡去、下农村去，怎么也没有人说上农村去！人们不约而同地在精神的家园中塑造着城市的灵魂，但这灵魂的深处却仍是虚幻着三教九流划分的等级森严的内核。
于是，在城市的芸芸众生中，还会不断地迁居。然而，这已经不是在那个随意走门串户、可以端着饭碗到邻居家讨菜吃的乡村了，“故人具鸡黍，邀我至邻家”的景象也不常见了，太多的圈圈将人们的社会角色定位在一个一个不同的圈子里，有的人想跳出圈子，而有的人却又想进入圈子，形成了一股一股色彩缤纷的人流、物流、意识流。于是，又想从城市迁居乡村。
古时就有莺迁仁里、燕贺德邻的说法。黄莺，是一种象征美满、美好的鸟，说黄莺搬家只会搬到一个仁德、仁义的地方，就是你家；燕子，古代又称玄鸟，吉祥鸟的一种，燕子筑巢在你家，恭贺你的大德，并乐意与你为邻。
中国的民族分布本来就是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现象，社会就是一个大社区，我们在这个大社区里，就如逛超市一样时常会走来走去，尽管每个人都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最终还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自归到各人所居。
苏轼在《迁居临皋亭》写到：“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人就像蚂蚁，有时候的居所是自己不能左右的，总是在一个大磨盘上转，寻寻觅觅着什么。人从栖居到漂居到安居，始终是一个认识人类、融入人类的过程，人一旦寡居就没有人类社会了。迁居犹如行走，人生如行万里路，总得走走停停看看。人生有失有得，迁居有取有舍，尽管迁的很累很苦很痛，我权当迁居是完成一次次入世的生命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