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子同袍缚苍龙”——七七事变78周年特别策划
78年前的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更是民族精神新的起点。此前，中国人民曾历尽纷争岁月，而鹰视狼顾的日本帝国主义则积小进为大取，零刀割肉，波浪式推进，利用中国内部纷争扩大在华权益，这一切，都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迎来转折点。随着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得实现，四万万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七七事变，让中国人遭受了苦难，也让中国人懂得了兄弟一心，其利断金。78年前，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78年后，大刀也许已有青锈，但民族团结的精神仍在，璀璨如昨。
肇始：四海翻腾云水怒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的起点，与第一次侵华战争所不同的是，在新大陆政策的支配下，日本图谋的已经不是通过战争获取局部的利益，而是通过局部侵略向着全面侵略发展，图谋吞并中国乃至东亚。尽管直至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内部仍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观点纷争，但分歧的内容也不过是“南进”、“北进”的侧重与时机的选择问题，而按照新大陆政策的内容，吞并中国的既定目标却不会因为这种争论而有丝毫的改变。因此，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预示着中国继朝鲜之后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理应成为中国政局变化的重心。但是事实证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政局的发展却严重地偏离了这个重心。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内争与分裂依然左右了中国的政局。尽管各派政治势力在事变发生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抗日的口号，但实际上，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却没有一派真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筹划抗日方面。
国民政府自东北易帜而达成名义上的统一以来, 直到事变发生，先后爆发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张桂战争、蒋唐石战争和蒋阎冯桂中原大战,使中国一直处在极度混乱的分裂状态, 尽管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中央地位逐渐稳固, 但其实际可以控制的地域也仅止于长江流域东南诸省。
九一八事变后到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中共一直以“反蒋抗日”为基本政策方针。在中共的宣传口号中，“抗日”与“反蒋”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抗日就必须反蒋，而反蒋是为了抗日。但在政策的具体执行方面，这两个口号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区别，抗日与反蒋并无直接的关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阶级战争一直是中共的政策重心，而民族战争却被放在了服从阶级战争的位置。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根据近些年公开的张学良日记显示，东北军之所以不抵抗并非是因为“不抵抗政策”，而是由于东北军与日军的军事实力悬殊。另外原因，就是张学良作为地方军阀，不愿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中国政坛，非嫡系只能以拥兵自重的方式生存，否则关内亦无其立足之地。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
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提出为人诟病的“三日亡国论”，表示“不可轻言绝交宣战”，同时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并不惜屈辱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执行的正是“溪口讲话”的精神。
惊变：两党妥协缔盟约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半年多的谈判中，国民党在表面上虽未拒绝联共抗日，但设置了种种障碍，从而使谈判未取得实质性结果。由于蒋介石联共主要是为中日关系的恶化作准备，所以只要日本不放弃侵略，他就感到有联共的必要；但只要中日关系还有一线缓和的希望，他就下不了联共的决心。
中国大地上混乱的政局在七七事变之后却变得空前团结起来，一年半以前，中国还面临着再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威胁，而现在，几个旅行中的英国人却感觉到，眼前这个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团结。人们第一次发现，民意正在中国凝聚。
卢沟桥事变是国共两党从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的转折。事变发生后仅两个月又十五天，以团结御侮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形成。此后，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国共双方的军队分别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主体，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卢沟桥的炮声成了中华民族总动员的号角。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民族、宗教、职业、性别、年龄，纷纷自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在白山黑水间首先点燃的抗日烽烟，立即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是抗日的怒火，形成了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团结御侮、抵抗侵略的壮观局面。
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七七事变的方针之一，并且为此做了巨大的努力。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发表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积极沟通国民党政府，把民族的利益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上，不计本党的地位高低，多次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卢沟桥的炮声点燃了全国抗战的烈火。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为了促使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迅速制订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加强对日作战的指导，中共中央提出全国抗战的战略计划。
七七事变后，红军将士满怀爱国热情，多次发表通电，向国民政府要求早日开赴抗日前线，并于7月14日宣布自行政编。次日，中共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中表示：愿立即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开赴抗日前线。
御辱：长缨何时缚苍龙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山西、广西、四川、宁夏、云南、青海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仍占据着地盘，并拥有数量不少的军队，中国实际上还处于半分裂的状态。卢沟桥的炮声促成了国民政府军令、政令的统一。事变发生后，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发表通电，拥护中央，拥护抗日。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各省军政长官均出席会议。会后，除原先已在前线作战的地方部队外，川军、滇军、晋军、桂军等均奉命开赴抗日前线。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把国民政府从有限妥协推上了抗战建国的道路。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确立了“不挑战，必抗战”的对日态度，并立即派军队北上，增援华北。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突发的，是日本“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的结果，卢沟桥事变发展的结果直接关系着“中国存亡的问题”。蒋介石在庐山的这一谈话，是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的根本性转变，标志着国民政府走上了全面抗战的道路。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激于民族大义，抛弃了不抵抗政策，走上了抗战建国的道路，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卢沟桥事变是国共两党从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的转折。事变发生后仅两个月又十五天，以团结御侮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形成。此后，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国共双方的军队分别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主体，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共赴国难期间，国共双方虽也发生过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和磨擦，甚至出现过由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但两党间的团结合作始终是大局，是主流。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的完全胜利
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同仇：与子同袍赴国难1937年7月10日，第三党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团结御侮、抗日救亡的八项主张。10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为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自动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8年4月，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先后致书蒋介石，表示“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除拥护政府对日作战外，各中间党派还在创办报刊，进行抗日宣传；支持抗战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八年抗战中，大后方的工人阶级冒着空袭坚持生产，支援前线，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广大农民对抗战的贡献感人肺腑。血战沙场的士兵，主要来自农民。源源不断兵源的补充，主要也来自农民。农民以努力生产、协同作战支持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以节衣缩食、忍饥挨饿支撑着大后方的巩固。战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抗战爆发后，当祖国召唤、形势需要的时候，他们又毫不犹豫地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抗战期间，由于大敌当前，中国的资本家和地主也响应政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分别以增加生产和同意减租减息，献上了自己一份报国之心。
少数民族同胞更与汉族同胞风雨同舟。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除早已在东北战斗的满族、朝鲜族等之外，回族、傣族、壮族、高山族、水族、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战场。据统计，八年抗战中直接参加对日武装作战的少数民族近四十个。广大华侨虽身处异国他乡，但始终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世界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起来，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除捐献款物外，广大华侨还喊出了有力出力的口号，许多人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热血青年终止学业，不远万里回到祖国，直接参加祖国神圣的抗战事业。
胜利：日月从此换新天说抗日战争推进了中华民族振兴的步伐，有一定的道理。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只是由于日本的大举入侵和举国抗战体制的形成，才在当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统一。在此之前，中国虽然有过中央政府，但几乎总是不断地遭遇挑战。抗日战争的爆发，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中央政府的地位空前稳固，国人的民族意识也因此得以极大提升。国家的统一，又恰恰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抗日战争使近百年饱受分裂之苦的中国重新统一起来了，增强了国民对国家认同的程度和对政府的监督程度，它自然也就促进了国民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心和参与，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枢纽。
抗战成为中国收回被占据的旧疆域（苏俄占领的土地除外）的重要契机，美英两国领导人1941年公开发表《大西洋宪章》，进而促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法西斯国家共同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由于中国是最重要的反法西斯国家和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美英等国自然很快与中国签订了废止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协定，于1943年通过《开罗宣言》等承认中国有权收回被日本占领的领土。43年对于中国的外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人追求了上百年的梦想实现了。
抗战证明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任何列强不可欺辱，当一个国家的国民被广泛动员起来，具有了一定的民族主义觉悟之后，任何列强都不可能轻易地征服它。近百年来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多少次，没有哪一次不是以割地赔款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为代价。而这一次所以不同，就是因为民众开始关心国家的生死存亡，并且有了影响政府的力量。从这一点出发，纪念这段历史，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尤其是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希望。
抗战激起了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努力建设一个强大且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开始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应该说，直到今天，我们在纪念和反思抗战胜利的时候，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还没有完成。仅要求国民爱国是不够的，政府的廉洁自律、民主公正，真正造福于民，取信于民，至关重要。
毛泽东主席说过，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民主人士晏阳初在《大公报》著文指出，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华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
历史的曙光，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显现。78年前，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78年后，大刀也许已有青锈，但民族团结的精神仍在，璀璨如昨。七七事变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灾难，也让古老的中国历史性地选择了民族崛起复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