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曾说过:“在我们的下意识里，似乎每一个人都潜伏着些‘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什么面孔’的愿望。这是与用镜子化妆美容不同的一种愿望”。读史何尝不是在照镜子。优秀的史学著作，往往会映照出自己意想不到的尊容。伍跃的《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就是这样一面“风月宝鉴”。
伍著定义“捐纳”，甚为宽泛，即用金钱换取特权，比如捐监、捐免、捐复、捐封典、捐花样等，几乎包括了明清两朝所有的“钱权交易”。捐纳自诞生起批评之声就盈耳不绝，然而，一直到宣统三年(1911)，国家预算岁入总额中“捐输各款”大约仍占百分之二。这一“臭名昭著的制度”生命力之强韧，横跨了明清两个王朝长达五百年之久。
满清入主中原即在全国开捐，有清一代，可以说是在“官”(所谓顶层设计:为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和“民”(所谓市场需求:为提升社会地位)的共同推动下，前朝的“捐纳政策”发展为“捐纳制度”。故清代捐纳被作者称为“中国式卖官鬻爵制度的完成形态”，是其着力所在，并提出了要进而认识清廷的“政治哲学”:
清朝国家主动将诸种非道德性质的弊端纳入国家的管理之下，由国家将这些弊端限制在适度的、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就是将原来官员个人的不法行为合法化。来自陋规的养廉银、源于买官卖官的捐纳之所以能够被置于国家管理之下，都是与这种政治哲学是密不可分的。
与其说“合法化”，不如说首先是“公开化”。这是全书我最感兴趣的部分。书中所举乾隆三十年，抚宁县知县贾熙告诉访华的朝鲜使团副使，自己以“援例捐纳”得官，朝鲜人感叹:“以财得官，不可使闻也。外国疏远，讳之亦可也。乃据实直言，不思秘讳。华俗之真实，真可敬也。”
比如“捐监”，作者算过一笔账。科举制鼎盛于明清两朝，庶民通过考试获取“功名”，而跻身“士”的阶层，是为一条维持或改善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明清“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的盛况，打造了供过于求的庞大生员群体。尤其人文荟萃之地，要想出头“令人胆寒”。于是花钱捐监，为自己“最多可以赢得大约30年左右的时间”。
这不禁让人想起《儒林外史》。书中范进中举，由周进引出。周进同样久困科场，“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借来二百两银子“捐个监”，结果时来运转，乡试会试，皆春风得意，“中了进士，殿在三甲”。
更重要的是，无论在时人认知或者现代学者视野中，周进无疑是“两榜出身”的“正途”。宋以后的中国被称为“科举社会”，流传着太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佳话。而《捐纳》却告诉我们，科举制巨大的身影下，捐监一直“以不易被我们发觉的方式维持着科举制度的正常运转”，实实在在地助推无数个周进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梦想。
这样，原本抽象的，甚至负面的“捐监”变得有血有肉，鲜活了。也许可以说，科举制的精神在于“开放”，而捐纳让科举之“门”更加高大宽阔。当读到“至少乾隆中期以后，将尽可能多的人、特别是具有一定财力的士人和一般社会成员以捐纳的方式吸收到体制内部的考虑，应该也在乾隆皇帝的意图之中”，更为之叫绝。再想想乾隆朝曾七开恩科，邦有道则野无遗贤，这分明都是用“体制”网罗天下英雄的大手笔，不可等闲视之。宜乎王钟翰先生认为清代“大经大法”定于乾隆一朝。《捐纳》堪称一本“知人心”的制度史力作。不仅此也，它还会引发更多思考:清代捐纳能够成为“中国式卖官鬻爵制度的完成形态”，这是否与中国历史自身演进的“物质化”程度一直在增加有关，而儒学对此似乎缺乏足够的因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