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与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在最近新出的《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东方出版社)之前，他曾在三十年前做过中学教师(现在还在身体力行地倡导人文教育、从事第一线的儿童母语教育，不仅有线下的童子班，还有线上的直播课和每天
更新的音频节目“少年日知录”)，在此之前的12年间，他编了一些跟近现代中国教育有关的书，加起来超过了一百万字。
《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可谓傅国涌十几年来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结晶。傅国涌自称，自己没想过专门写一本中国教育史有关的专著，这是他无心插的柳。2007年以后，他想写一本关于《大公报》、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专著。前前后后做的笔记有差不多有七八十万字，到香港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档案馆，以及“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都查了一些原始档案，抄回来很多的第一手材料。因为这本书的工程很大，涉及三家机构半个世纪的变迁和中国的文明转型，可能短期内难以完成。但在此过程中，因为给学生上课，有学生比较关心近现代教育，傅国涌就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和2017年的第一天，给学生们讲了12个小时，构成了这本书的原始基础。之后，傅国涌用了10个月的时间修改、增删成22万字，形成了《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
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即从盘古开天、三皇五帝那套含糊、朦胧的知识
系统，转换为合乎普适常识的现代知识系统。这一转型并非人们想象中来得那么容易，其间更经历了一系列的坎坷曲折。在此之前，左松涛《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 (北京三联书店)显示，晚近国人的教育观受到外来思想的深刻改造，对传统私塾与新式学校均有简单化的评判倾向，多视两者为落后与进步、野蛮与文明之争。无论对科举停废前大量存在的旧式民间学塾，还是从清末到民国所发生的私塾与学校长期的纠缠竞争，亟待进行深入、持平的研究。因此，左松涛竭力重构当年的历史环境与历史观念，重建有关近代中国私塾与学堂之争的诸多重要史实:学校兴起之后，私塾一直顽固地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存续到1950年代;塾师与新式教育的老师因为饭碗而争执不下，部分底层民众仍然迷恋儒家的经史子集……
《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同样呈现了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转变的复杂性。在傅国涌看来， 中国的现代教育是在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里慢慢展开、逐步演变出来的。作者视角并不局限于教育史本身，而是试图在整个文明史的脉络中理解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由于中国在近代以后屡战屡败，与科举制度相匹配、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传统教育逐渐衰败，随着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出现，新式学校的办学模式和办学内容都逐渐为国人所熟悉，而留学潮的渐渐兴起，更让人看到了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差距，随之而来的是本土教育家群体的涌现，以及新式教科书的出版。此外，傅国涌还描绘了中国教育地理的分布以及变迁、国人知识系统的重构等。从人到书，从外部变化到心灵革命，比较完整地呈现出一幅现代教育在中国发生、发展的生动画面，由此，他进一步探讨现代教育如何重构了中国人的知识世界，重塑了中国人的心灵。
《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最重要的是后面三个篇章:再造文明、教育地理、知识重构。私塾、义学、书院、太学遵循的是与农业文明相配套的价值标准，日常生活中一整套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是和农耕文明相关，而垂之久远的帝皇制度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世袭制、等级制、君权至上渗透在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当中，在传统教育中具有绝对的支配性。而现代教育却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产生而兴起，它注重的是培养现代人即全面发展的个人这一目的并将它付诸实施。傅国涌揭示，许多先接受过传统教育，之后转向现代教育的“过来人”，对两者的区别有着深刻感受。1891年出生的胡适从小在安徽绩溪接受传统教育，1904年到上海后先进入梅溪学堂，第二年进入澄衷学堂，除了国文、英文、算学，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体操等课程，他进步最大的是算学和英文。
起初，教会学校先在通商口岸产生，而京师和一些省会城市也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办起了新式学堂，如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等等。但是，因为一批教育家的出现和其他原因，一些不算中心甚至偏远的地方也在教育史上熠熠生辉。例如，张謇在南通办学;南洋华侨陈嘉庚在集美办学，张伯苓、严修在南开洼兴办南开中学;孔祥熙1909年在山西太谷郊外创办铭贤学校……而抗日战争又使得许多高质量的学校迁往内陆，教育地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西南联大迁到昆明，1938年，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迁到蒙自;西北联合大学迁到陕西汉中城固县;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迁移到成都华西坝南开中学、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等迁到重庆沙坪坝;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同济大学迁往李庄……这些学校的迁移，有力改变了这些内陆地方的教育现状。而当地的乡绅和平民都表示欢迎并
提供帮助。
至于新知识的传播和接受，也带来了话语方式的转变，1911年之后，即便还是用文言文或半文言半白话写作，写作者传递的价值也是新的，并非过去君臣等级秩序下的“旧话”，学者们也不再代圣贤立言。停止科举，兴办学校，课本革命，校园革命并非仅仅限于形式改变，而是脱胎换骨、知识翻新。傅国涌梳理了受到现代教育影响的七代人，认为现代教育重构了中国人的知识世界。在此过程中，大量的新词汇通过书籍和媒体进入那几代人的心中，比如社会、个人、女权、进化等等，很多今天仍在使用。当然，有些词汇已经被淘汰。
在我看来，《新学记》既是一次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寻根溯源，更蕴含着作者的忧患意识和现实关怀。通过本书，人们或许能联想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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