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抗战时期的一支革命部队，全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和八路军一样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新四军和八路军不同的是，新四军是在正面作战的抗日队伍，活跃在抗日的最前线。然而在1941年，新四军遭受到了国民党的毁灭性打击，史称“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主导者，便是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上官云相！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致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的“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据实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朱、彭、叶、项（即“齐电”），要求迅即将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赴黄河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他又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
为了应付皖南的新四军，上官云相和顾祝同可谓绞尽脑汁。在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顾祝同曾表示“以政治人格担保”，保证新四军北移
安全，而上官云相则是多次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会晤，虚与委蛇，基本掌握了新四军的移动方向。
随后，上官云相故意将这种移动路线称为“南窜”，并大造舆论，称“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以此蒙蔽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中下级官兵，而且一旦发生冲突，可以将责任推到新四军头上，这一招可谓一箭双雕。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在皖南事变中，上官云相全权负责指挥，精心指挥部队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基本围歼了皖南新四军，令蒋介石欣喜若狂。战后，因上官云相“战功卓著”，其第三十二集团军奖法币5万元，第二十五军作战特别卖力，也奖法币5万元。
皖南事变中，军长叶挺前去谈判被逮捕，项英在逃亡中被部下反叛枪杀，参谋长周子昆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相继牺牲，新四军的四大领头人物除叶挺外都牺牲。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对国民党顽固派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并为《新华日报》题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声讨。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得知此事后愤怒发誓，“这个仇一定要报！一定要活剐了上官云相！”
可惜的是，此后上官云相一直躲在后方参战，几乎没有在前线露面，使得陈毅元帅在解放战争时期并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上官云相随蒋介石败退台湾，后退役定居高雄，信仰佛教，自号“古穆和尚”。1969年8月8日，上官云相病故于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