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里的徽商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协助
买卖双方成交、从中获得
佣金的商号或商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明清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全属官营，而以牙行经纪这些事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设在广东的是“粤海关”，它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实际上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其中包括代办报关纳税，商品同购销买卖等业务。
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中国实行广州一口对外通商，迫使从事茶叶出口贸易的徽商向广东集中，时称“漂广东”。据文献记载，广州十三行之初有五家粤商，五家闽商，三家徽商；从事对外茶叶贸易的刘东生是三家徽商之一。“身家殷实，赀财素裕”的刘东生主要从事休宁松萝、婺绿、珠兰花茶等徽州名茶的外销。《徽属茶务条陈》记载，徽茶是出口之大宗；康熙六十一年（1722），广州出口英国茶叶4500担，其中就有1500担徽州松萝茶。而出口茶叶生意的兴隆，使得“东生行”名声大振。乾隆六十年(1795)，“东生行”在广州诸行商中排行第九，嘉庆元年（1796）则是迅速上升到第六位；到了嘉庆四年前后，又上升为第五位。正是在这一时期，“东生行”在对英国的茶叶贸易中竟占了贸易份额的三成。
“东生行”乾隆五十九年（1794）始办，至道光九年（1829）倒闭，前后历时35年。“东生行”在中西茶叶贸易的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并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笔。
作为徽商之一的婺源商帮，婺源是闻名遐迩的“茶乡”，作为徽商之一的婺源商帮，也将婺源绿茶引入外贸市场。由于粤海关的开放，广州成了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于是婺源茶商纷纷进入广州。史料载：詹天佑曾祖父便是乾隆年间贩茶去广东的茶商，他在广州开了一家名为“万孚”的小茶行，后来又把儿子詹世鸾也带往广州做茶业生意，茶行更加兴隆。这时“业茶于羊城”、“贩茶至粤”或从广州贷金回婺源贩茶的茶商多不胜举。
说起”十三行“的茶叶出口，一开始并没有徽茶的份，徽茶向为广州行商所鄙弃。广州外商采购最多的就是福建武夷山茶。直至嘉庆、道光年间，向来与徽浙茶商来往密切的广州商人张殿铨建议他们改良制茶技术。后来张殿铨在广州城西十三行街开设隆记茶行，专收皖南绿茶，果然受到外商欢迎。从此，皖南绿茶畅销
海外，张殿铨自己也从中得利。这生动地诠释了一个商业道理：商业在于交流、在于融合，在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再就是作为商人要有心胸，有利他之心，在成全别人的同时成就自己，获取利益，从而形成一个“多赢、共赢”的局面。
为了严厉管制四川、陕西、甘肃等地茶叶的产、运、销，明清时期官府实施招商“中茶之法”：或令人向边塞交纳银米而酬给茶引，或令人运茶至茶马司，以一部分纳官，另一部分归商人自卖。为适应此法，徽商顺势应对，表现出刚毅果敢的智慧和胆识，收获满满。如明末歙人汪伯龄就曾贷资入雅州（今四川雅安），未几成了大富商。他家“坐客日集百余曹，四座常满。推牛结客认为常”。清朝康熙时，歙人李遴入川贩茶，后来成茶商首级，众商纳课办引都由他同一办理。
随着徽州茶叶外销量的增加，徽人贩茶入粤者也越来越多。长期以来，徽商都是经过江西内地投茶入粤的，由于茶叶外销量增长，这条运输路线既费时又费劲，于是许多“闽、浙商人”乃改由海道贩运茶叶。但货物走海道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早在明朝就实行严酷的海禁政策，海运和海路贸易被视为走私，因此屡遭打击。清政府沿袭明朝的海禁政策，为预防商人“夹带货物私卖”，乃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下令，制止“出洋贩运”。透过明清时期的这些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出：一方面朝廷取封闭、保守的经济政策，打压对外联系和交往，封锁域外贸易，而民间的态度反倒是积极的、开放的、务实的，当时由海道运茶的徽商由海道运茶大有人在、屡禁不止甚而铤而走险去抗争，反映出开放是一种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点评：同行并非冤家，徽茶能争得出口，就是听了茶商张殿铨的建议，改良了制茶技术而获成功。】
（作者：张麒 责编：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