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0多年的岁月里，《Harper’s BAZAAR》经过数位杰出人物的诠释，成为历史最为悠久、全球首屈一指的女性时尚刊物。这些伟大的摄影师、设计师、艺术家、编辑和模特，共同铸就了BAZAAR ICONS精神。
作为本期封面人物，模特刘雯与这些BAZAAR历史上的精神领袖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假想对话”，共同探索这本杂志的故事，传达属于BAZAAR的时代关键词。
LW：亲爱的Brodovitch先生，说说您对巴黎的印象吧？上个世纪初的巴黎一定非常迷人。
AB：是的。我在巴黎认识了不少和我一样从俄国来的朋友，在那里，我见证了达达主义的发展、绝对主义和构成主义的崛起，也接触到了包豪斯主义、立体主义……在各种艺术流派的冲击和浸染下，我开始了自己身为一个平面设计师的生涯。哦，那时的巴黎可真酷啊。你所见到的巴黎是什么样的？
LW：我第一次到巴黎的时候 ，被这个城市的建筑所深深吸引，塞纳河两边巴洛克时代建筑和杜乐丽花园的阳光都让人陶醉。那时候要奔波于各场面试的我，会穿梭在巴黎放射性的道路中迷路，也会被街角偶尔露出的埃菲尔铁塔惊艳。
AB：巴黎这座城市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我相信她依旧美丽。我们也是一样，世间的一切都有起有落，就像我，我人生真正的高光时刻就发生在我离开法国搬去美国以后。
LW：是的，您后来在美国成为了《Harper's BAZAAR》的艺术总监，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
AB：1934年，Carmel Snow刚刚成为《Harper's BAZAAR》的主编，她在一次展览上看到了我的作品，不到10分钟之后她就跑来认识我并请我喝一杯，当晚就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工作，恨不得立刻和我签合同。让我这么一个年纪轻轻、风格前卫的人来担当起革新整本杂志的重任。
LW：那可真是难得。就像我们做模特，有时也需要一位伯乐的发掘。我的伯乐是Joseph Carle，他是个法国人，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做自己，如何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去展示。可惜他的离世也让我非常难过。
AB：我们都很感谢那个看到自己的价值并
帮助自己发光的人。我想你的这位朋友应该会在天堂过得不错。
LW：我想你们一定会很聊得来。那您在《Harper’s BAZAAR》的工作经历还愉快吗？
AB：相当愉快，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几个杂志有“艺术总监”这个职位，所以我的工作非常自由，就是 和编辑一起重塑杂志的风格，甚至重新定义“杂志”本身。我会把文字和图片大幅度地裁剪，给页面大量留白；我还会让摄影师去找最有反差性的外景，为传统的时装摄影加入
电影般的故事性。你们现在还有像我这样的人吗？
LW：有，当然有，我们叫他们“美术编辑”，他们的角色仍然非常重要。
AB：真羡慕现在的“美术编辑”们啊。我那时候只能带着一些我在学校教书时认识的学生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干活。我的一些学生，像Hiro、Richard Avedon等人后来也为《Harper's BAZAAR》工作过，Richard就是在我的鼓励下拍摄了那幅著名的《Dovima与大象》。
LW：能和自己的后辈一起创造一个时代，这真是太伟大了。 我也很希望自己能成为像您一样的人，这是我心中一个真正的“icon”所应该做的事情，希望我的未来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LW：您好，Avedon先生，我刚刚和您的老师Alexey Brodovitch先生聊过天。他提到了您的代表作《Dovima与大象》，他很为您感到骄傲呢。您能再多向我介绍一下创作背后的故事吗？
RA：说来话长，当时很多时尚杂志偏爱在影棚里进行拍摄，但我更喜欢把模特带到外面，让拍摄置身于令人出其不意的景象中。Alexey当时鼓励我们去寻找最具有反差感和冲击力的场景，还有哪儿比马戏团更合适呢？那些雄壮的大象，流畅的线条，都和Dovima当时身穿的那件礼服相得益彰。而Dovima所表现出的优雅和力量感，让大象都臣服于她，配合她呈现这样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
LW：这张作品，我看过，真的很震撼。
RA：谢谢你的夸奖。我也很羡慕你们这个时代，不仅因为有越来越多像Dovima这样的模特能够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成为姑娘们的榜样， 也是因为人们的审美更加多元，更懂得欣赏个性。
LW：上个世纪50年代不是这样吗？
RA：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大家都喜欢让优雅和浪漫的事物来解救自己对美的渴望。因此我的作品即便与当时所有时尚摄影都不大一样，但我仍然希望它们能够抚慰人心，给人们带去欢乐和积极的生活态度。不过，人们在战后价值观也变得比较保守。我在为《Harper’s BAZAAR》工作期间唯一的一次同编辑激烈争吵，就是因为我想要拍摄一位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模特，她叫China Mochado。
LW：是的，她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先驱。
RA：的确，她非常自信，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是时尚界亚裔模特的领军人物。
LW：说到这儿，我认为您的摄影作品之所以能从同时代的人里脱颖而出， 正是因为它们反映出了女性的个性，让她们不仅是美丽的衣架子，更是一个个鲜活的“人”。
RA：你说得很对。优美的肢体动态、饱满的情感、不经意间流露的情绪……无论哪一种ICON，只有表现出这些人性的瞬间，才是我所渴望的。你呢？你也是一个ICON。
LW： 我希望我可以成为属于这个时代的ICON。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特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个个都很鲜活而具有自己的魅力，都是自己的ICON。
LW：您好啊，Vreeland女士。
DV：为什么不干脆叫我Diana？
LW：好吧，Diana。我非常喜欢读您曾经在《Harper’s BAZAAR》杂志上开设的专栏“Why don’t you……？”，其中有一句最经典……
DV：为什么不把你孩子的金发染成香槟色？就像他们在法国做的那样。
LW：是的！您的文字和您对视觉图像的创作都非常具有启发性，您是怎么想到那么多出其不意的点子的呢？
DV：为什么不问问Carmel Snow、Louise Dahl-Wolfe、Richard Avedon和Alexey Brodovitch？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一个人可干不了那么多事。
LW：您说得对，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万能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完成一项工作。比如在今天的拍摄中，最后呈现效果的是我。但是摄影师、造型师、化妆发型师等，都是完成这个效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团队工作我也经历了十几年，每天看似重复的工作形式，却是不同团队碰撞的结果，这个过程也让我很受益，很享受。
DV：为什么不顺其自然呢？我从没有认真想过自己一定要在职业上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我的家庭出身决定了我不会为了生计而工作。我以前很爱跳舞，认识了不少名流朋友。后来我在伦敦开了家内衣店，并且经常去巴黎买衣服，尤其是CHANEL，我和她在1926年就认识了。Carmel Snow认识我的时候我就穿着CHANEL。她觉得我的品位很好，于是就问我愿不愿意去BAZAAR工作……
LW：于是您就答应了？
DV：为什么不接受一份从天而降的工作呢？何况从事的还是我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一开始我写专栏，后来我设计造型、拍大片，再后来又成了主编。但比起这个，我更关心自己有多大的创作自由，还有老板在预算上是不是够大方。
LW：不得不说，您为《Harper’s BAZAAR》带来了一种更具启发性的价值观， 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风格都可以包容，而这也体现在您给美国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打造的造型上。
DV：为什么不鼓励第一夫人大胆尝试一些新鲜的穿法呢？比如穿上当时美国最新潮的设计师Oleg Cassini的作品，或是在重要场合也穿粉色？杰奎琳在总统竞选期间就非常紧张，我相信是我所建议的造型给她加了不少分。肯尼迪夫妇的每一次出现都让人耳目一新。后来她成了万千女性的偶像，但我想说的是……
LW：为什么不做自己的ICON呢？
LW：China! 我喜欢您的名字！您是上海人？
CM：谢谢你。是的我出生在上海，当时我还叫Noelie。我父亲是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妈妈来自内地。在我记忆里，上海是个中西混杂的奇妙的地方。
LW：在那个年代，您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CM：其实我人生的前半程和当年许多中国女孩一样，学习诗书礼法、烹饪和女红……直到我和父母从中国辗转搬到西班牙，我才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
LW：您是说成为模特？您是欧洲时装界第一个亚洲面孔的模特吧？
CM：是的，说来也巧，我从西班牙搬去了巴黎之后，第一个接到的工作是给Balenciaga做模特，Cristóbal在那个年代可是个很大胆的人，他喜欢带些“异域风情”的面孔。但因为档期没有碰上，我就被送到了Givenchy那里。在后台，有个女孩病了，他们就给我套上了她的衣服推了出去。那时我才知道这是一场fashion show！我几乎不会走台步，只能学着前面那个女孩的样子。结束之后Hubert走过来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他们的“cabine”——这是他们管服务于自己的时装屋的这群女孩的叫法，于是我就在Givenchy工作了三年。
LW：听说那时您是欧洲薪水最高的模特？
CM：一天1000美元，在当时这份工作给了我一个非常充实的人生。1958年，我和当时的丈夫William Holden一起搬到纽约之后认识了Diana Vreeland和Richard Avedon。他们给我拍摄了一组照片，但出版人拒绝刊登，因为担心读者和广告商无法接受我这样的面孔，害怕杂志因此卖不出去。但这组照片还是出现在了1959年2月刊上——我是20年后才知道的——那时Dick（Richard Avedon的昵称）威胁他们说，如果不发这组照片他就不干了！
LW：可以说，如果没有Avedon先生的坚持，您的模特事业就不会继续走上顶峰，也不会 为其他亚裔的姑娘开启通往时尚界的大门吧？
CM：是的，Dick是我重要的人生导师，后来我们一起工作了许多年。我后来在《Harper’s BAZAAR》做编辑，最终成为时装总监，由此进入出版界和电视界。
LW：您的经历听起来很励志，甚至有点传奇。
CM：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恢复，人们的观念慢慢从保守转向开放，尤其开始对战后腾飞的亚洲，以及东方文化产生浓烈的好奇心。因此我的职业生涯虽然也碰过不少壁，但后来越来越顺。
LW：我的职业经历其实也有时代背景。我和所有中国模特的职业生涯，可以说都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到了今天，时装品牌的秀场上都能见到不同肤色的模特，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模特。 我们也许是最幸运的，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好时代，大家愿意看见不一样的面孔，接触不一样的文化，而我们自己又有足够的自信来表达自己。
LW：您在1963年拍摄的照片直到现在还被人们津津乐道。那是我最喜欢的一组作品之一。模特置身在一个巨大的泡泡里，漂浮在巴黎上空，甚至是塞纳河上……那时候没有
Photoshop……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MS：的确，那时我对照片进行的唯一“后期”处理就是在胶片上把吊起泡泡的绳子抹掉。一开始这只是我的一个“脑洞”，但得到了编辑的大力支持。我们在纽约的工作室里做过很多次实验，最后制作出了一个塑料的，可以承载模特体重的圆球，再用大吊车把它和模特拉起来。成功以后我们迫不及待地就把它运到了巴黎，拍摄当季最新的系列。
LW：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即便在今天，我也很难想象有人能在巴黎做到这样的事情。
MS：的确挺难的，我们差点被巴黎的警察抓起来，幸好我的朋友及时把胶片带走了，否则一切都将功亏一篑。如果是今天，使用图像
软件可以省去大量的钱和人力，但可能会失去很多乐趣。
LW：我同意，我也参与过一些非常有挑战性的拍摄，比如我和鳄鱼一起合过影，为了拍摄骑过马，站在只有一道栏杆的天台上……这些经历如果放在平时的生活里，我想我是不敢尝试的。但也是因为各种拍摄，让我有很多机会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我很感谢这些经历。
MS：任何一个时代，总有人愿意花时间精雕细琢，勇敢尝试一些没人做过的事，这是创作者才懂得的乐趣。无论是商业摄影还是艺术作品，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创作，我从不觉得这二者应该被区分对待。
LW：在中国，我们管这叫“工匠精神”。
MS：我喜欢这个词。但对于像你这样的模特来说，什么才算是“工匠精神”呢？
LW：我想作为一个模特， 工匠精神就是用最专业的态度和技能去挑战你自己没完成过的目标，并努力获得满分。我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用时间雕琢自己，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LW：Peter，我们都很想您。2019年您离开了我们，这对时尚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PL：每一次和你一起工作我都非常愉快。我在天上过得不错。另外，那么多年轻又优秀的摄影师正活跃在行业里，这也令我很欣慰。谢谢你还记得。今天我们聊点什么？
LW：我想先和您聊聊您为《Harper’s BAZAAR》工作时的事，因为今天我正在拍摄中国版的杂志封面。
PL：太好了，那我不得不说说1993年的那组“都市天使”。没错。那时我的好朋友Liz Tilberris刚刚成为BAZAAR的主编，她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和Fabien Baron拉入了她的团队。和模特Amber Valletta的那次拍摄，我们让她扮演一个穿着西装，落入纽约街头的天使。我们在凌晨人烟稀少的马路上开始拍摄，毫不避讳地记录汽车的尾气、路旁的脚手架和侧目的行人，甚至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屋顶俯拍参差不齐的建筑，让画面充满了纽约独有的工业感和混杂感。
LW：看上去是不是会有点“不完美”？
PL：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
数码摄影的原因。对我来说， 摄影的魅力就在于记录瞬间，记录情感，甚至记录不完美，那是摄影师非常私人的感受。我只能说，在我的镜头中，时尚只是配角。主角是镜头中的女人。在我看来，每个女人都有她的可爱之处和动人的瞬间。
LW：所以您才能获得很多人的信任，因为您能观察到我们的内在并把它们挖掘出来，呈现在画面里，让我们展示出自我的价值。
PL：谢谢你这么说。做自己就是最美的，这话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的确没有其他语言能精准地定义我心中的女性魅力。
LW：我同意，女性力量在这几年越来越成为一个人人关注的话题，在中国我们也在讨论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女性的魅力来自于内心，她们的力量也同样来自于内心。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自己坚持而独特的一面，可能会被一些表象所包装起来，但她心中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一定会通过个性、表情、举止和言行透射出来。
PL：你说得很对。我拍摄的照片被后人认为开启了“超模时代”。那个时候的姑娘们，她们很美， 但她们的魅力来自对自我的强烈肯定和信念，而非为了满足他人。这是她们之所以能够成为“ICONS”的原因。
LW：我会记住您今天对我说的话，谢谢您。
LW：终于轮到我们了，老朋友，你还好吗？
FB：很好，今天我们要和一位来自中国的超模聊天。
LW：你们好！我是刘雯。
FB：你好啊，漂亮的女孩，你是我最欣赏的模特之一。Liz，你一定想不到，今天我们参与的这个对话，之后并不会出现在一本用纸做的杂志里，而是“电子版”的。
LT：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时代已经变化得这么快了。
LW：您会觉得有点遗憾吗？
LT：遗憾？并不会。其实我早就觉得家里摆放的那么多杂志是个麻烦了，我必须不停地买更大的书柜才能放得下它们。电子杂志，是那种可以在电脑上看的吗？
LW：不仅是电脑，您还可以直接在
手机上读杂志，而且现在的手机屏幕对颜色的呈现有时候比印刷出来的纸张更鲜活。电子杂志里不仅有图片和文字，还有电影、动画，甚至是
游戏……
LT：太酷了，1999年我去世的时候，这一切还只发生在科幻电影里。
FB：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我知道这一切早晚会发生， 一个保持开放性思维的人应该勇于拥抱改变。
LT：别忘了我们曾是多么叛逆的人，我们就是那个制造改变的人啊。
LW：你们二人在上世纪90年代重塑了《Harper’s BAZAAR》的气质，让它回到了首屈一指的地位。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LT：还是那个词：叛逆。我和Fabien把杂志的字体、版式、开本大小、纸张全都换了，因为那时候的时髦女性向往的是直截了当的态度。 一本时尚杂志如果要适应并且反映时代，就必须勇于改变。1992年9月刊是我上任后制作的第一期杂志，封面模特是Linda Evangelista，摄影师是Patrick Demarchelier。Fabien设计的封面一改以前密密麻麻的排字风格，线条简单而大气，就和当时女人们渴望的那种极简又独立的气质一样。而内页也是这样，图片蔓延到页面之外，英文字母变成构图的一部分。
FB：Wen, 我要告诉你，Liz真的是个很倔的人。就在她来到BAZAAR的第二年，她查出自己患了卵巢癌，但她仍然坚持要在年底为杂志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即便医生警告她要尽快安排手术。
LT：人总是要死的不是吗？我那会儿正在享受人生最快乐的阶段，为什么要停下？
FB：Wen，你看，我没说错吧？即便是后来接受化疗的时候她也坚持工作，我们的
办公室几乎搬到了她家。
LT：你呢？年轻的姑娘，你也是个像我一样不听话的女孩吗？
LW：我很幸运！我的经历并不需要我激烈地抗拒什么，但我也有叛逆的一面， 我认为的叛逆就是对现状的一种改变，是对舒适圈的一种突破。很多时候大家对于这种“叛逆”的反应是消极的，他们或许会问你为什么不待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以一个惯性的方式生活，为什么要去改变？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不尝试突破？为什么不能去体验一种新的工作与生活方式、激发自己更多的潜力？
LT：很好，看来你不光有漂亮而已，你就是能够代表BAZAAR ICONS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