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用以描述所谓“规矩、规则”在整个社会当中的重要性。
同样，在西方社会当中，
以费孝通先生说的“团体格局”以及让·雅克·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的前提之下，似乎一种共有的约束对于他们而言是最为基础的准则，这一约束就是社会当中的“规则”。那么在二者之间，这种“规则”是否存在一些共同点呢？
追溯：东西方“规则”之源
其实，这种共同点是存在的。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帝制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天子-士大夫-百姓”的大致阶级区分，而在数千年的王朝统治之中，
所谓“规则”其实就是封建帝王所立下的一些规矩，因为封建帝制的“王权天授”本质导致了这种特点，“天子”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往往会制定各种规则来约束臣民，让自己在位的时间尽可能久、治下尽可能稳定。
而在西方历史上，自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产生之时，一种近似“民主”的思想便已经滥觞，城邦制度和海洋文明奠定了这种基础。
于是为了让大部分居民都享有近似的权利，同时拥有近似的义务，一种共有的“契约”思想形成。时至今日，包括美国等国家在内，“契约精神”都是非常重要的。
综上所述，
从东西方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规则”的存在都是普遍的、客观的、对大多数普通人都有效力的，只不过在制定规则的主体上存在区别。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规则”，自其产生之初，似乎就是用于约束大部分社会当中的普通人的。
历史的延续：社会分层仍然存在
无论在怎样的社会当中，社会分层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只不过体现形式不同：在欧美社会当中，资本成为划分阶级的一个重要标准。
根据卡尔·马克思的观点，由于占据生产资料的不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成为不同的力量；在东亚，尤其是在中国，这种社会分层不仅与个体的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更关乎个体所能够接触到的各种资源。
无论是“人情”、“关系社会”还是“面子”，这些独具内涵的资源都是西方社会所不具备的；
而在比较特殊的印度社会当中，形成阶序的重要决定因素是种姓——一种与生俱来的等级制度，在此制度之下，婆罗门、刹帝利、首陀罗、吠舍有序生活，代际延续，千年不变。无论怎样的社会，我们可以发现想要使之有序运转，基本上分层与等级都是十分必要的。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以规则划分等级的潜在意识。
对于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个体而言，一个十分重要的能力就是，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去合理找准自己的等级。当然，我们所说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等级，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明这种现象的优劣，也不是让大家去谋求什么有利的条件，而是为了叙述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当中，怎样对抗来自等级划分的冲击，以及在各种规则之中，如何摆正自己的心态，取得更好的发展。
分工：现代社会的区分因素
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尚且没有文明之时，人类结群而居、各自分工，其实只是为了增加彼此在充满风险的社会当中生存下去的机会。
比如说
“男耕女织”这种比较传统的分工类型，一方面可以让早期的人类社会有序进行，不至于混乱；另一方面也为资源分配提供了一种准则：男性外出打猎或是负责一些体力劳动，往往获得的资源更多一些；女性负责采集或者是一些体力劳动，所以获取的资源相对少于男性。
包括中国古代“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其实都很好地反映出了早期人类社会的分工思想。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成为了全球的一种发展趋势，为了实现这种目的，达到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现代社会当中产生了分工以及职业的概念。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在其著作《社会分工论》当中也对此进行了分析，他引用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的社会与共同体概念，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区分定位在不同的团结方式上。
即前现代社会是“机械团结”的，不同个体之间同质性强，分工概念不明确，只是如原子一般排列在一起；
现代社会则是“有机团结”的，不同个体之间各司其职，整个社会犹如是有机体，不同部分起到不同的作用，相互配合。根据迪尔凯姆的观点，尽管现代社会由于分工而变得有序，但一些新的变化也会产生。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原先就存在的分层以及社会等级区分，也会出现在以职业为划分标准的现代社会之中。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工业化发展作为社会发展主要任务的时期，工人这一职业无疑是在社会当中享有较高地位的，比如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人赫然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而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发展模式变化，工业发展不再像之前一样占据社会发展主要部分时，工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比如在今天，律师、医生和公务员这样的职业拥有更好的社会地位，工人的影响则似乎受到了影响，会被视为是“收入低、辛苦、边缘化”的一种职业。
其实说了这么多，无论是分工还是等级制度，其实都是“规则”观念在社会之中的不同表现，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好的社会地位及声望，其实也可以视作是对规则制定的一种觊觎。
对于我们而言，规则始终存在，想要不被规则束缚，就需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而不是随波逐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