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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犯罪片的主要形态美国著名编剧罗伯特·麦基在《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一书中提到:“不同的类型元素融合为一体会产生具有新意的影片。”通过具有独创性的杂糅与融合,影片创作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会创作出观众未曾看过的影片。 犯罪题材本身所带有的猎奇性吸引了大批观众,同时融合进喜剧、悬疑、动作等类型元素,进一步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增加了商业卖点。当前,内地市场上的商业犯罪片主要整体呈现为三种形态——情节荒诞的喜剧犯罪类、注重悬念的悬疑犯罪类以及突出动作的警匪犯罪类。 这几种亚类型之间也存在着互相交叉的现象,本小节将依据其中最为突出的类型元素对其进行划分。喜剧型犯罪片犯罪题材与黑色幽默的结合构成极具本土特色的犯罪亚类型——喜剧犯罪片。这些影片的共性是采用荒诞的喜剧形式讲述犯罪故事,消解犯罪本身的严肃性,其喜剧元素的应用具体表现在荒诞的情节设置、夸张的人物塑造以及诙谐的地域方言三个方面。 首先是荒诞的情节设置。曹保平导演的电影《追凶者也》中,董小凤作为一名职业杀手,却因为高度近视而杀错了人,这也是正是“猫哥”死亡的真相,令人啼笑皆非。 宋老二憨厚倔强,为了不被误认为杀人犯,他一路追凶,阴差阳错地找到“凶手”王全友,在抓坏人时自己却被村民误认为是坏人套入网中,引发不少笑料。修车工、杀手、小混混等底层小人物之间你追我赶,作为本应维护社会秩序,查明案件真相的警察却直到最后才缓缓出场,这种荒诞感也是影片喜剧性的另外一种传达方式。 类似的荒诞情节在《火锅英雄》中也有出现,三个火锅店主是一群偶然犯罪者,他们迫于生计,产生了盗窃银行金库的犯罪计划。然而中途却戏剧性地遇到了真劫匪,影片采取“毛贼遇到真劫匪”的情节模式,产生意料之外的喜剧效果。 最后的结局是计划犯罪的人缉拿了真正的劫匪,警察却并未发挥关键作用,这映衬了秩序力量的缺席,是一种黑色幽默的表现方式。其次是夸张的人物性格。 喜剧犯罪片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夸张描写,产生一种变形效果,引人发笑。在《疯狂的石头》《火锅英雄》中,我们都能够看到类似于《偷天换日》《两杆大烟枪》等电影中的“笨贼”形象,与人们惯常所认为的凶狠坏人形象发生反差,打破了观众的思维定势。 曹保平在《追凶者也》中塑造了杀手董小凤这一人物形象,他的出场方式也很搞笑,头戴一顶牛角帽,穿着一身白色西装,与电影中经典的黑帮杀手形象产生巨大反差,在视觉上对观众的固有经验造成冲击。同时,他作为杀手却极其不称职,不仅误认了雇主的指定对象,还在杀人后弄丢了西装,导致身份暴露。 导演在影片中采用夸张的表现方式塑造人物,以闹剧的方式呈现他追逐王友全的过程,增强了影片的喜剧性效果。最后是地域方言元素的使用。 本土化叙事语言的应用是喜剧犯罪片的一大特征。在这些影片中,犯罪故事往往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内,人物被放在真实的生活环境当中,以当地方言展开对白。方言独特的语音语调能够产生一种陌生化效果,接地气的方言对白比普通话更俏皮,也容易引发观众对人物的认同感。 《疯狂的石头》《火锅英雄》中,主人公在交流过程中都使用了方言,其中包括重庆方言。在人们的审美经验中,重庆方言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风格特色,其音调和词句诙谐幽默,类似于“你个瓜娃子”等极具个性的方言对白充满喜剧色彩。 《追凶者也》中修车工宋老二说的“算逑”是贵州方言,杀手董小凤开口便是一嘴东北话,这些直白的方言一方面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也放大了人物身上的喜感,产生滑稽效果。同时,作为展现个性化的地域文化的声音元素,方言能够增强影片的地域化特征,实现犯罪电影的本土化表达。 悬疑型犯罪片在近年的院线犯罪电影中,最受观众喜爱的就是包含悬疑元素的犯罪片,这一方面受到韩国同类犯罪片的辐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内地悬疑网络剧的发展紧密相关。悬疑犯罪片的制作成本可控性强,影片重点在于剧本的精致编排以及演员的精湛演绎,对特效制作等需求不高,往往不需要太大的投入,符合资本的制作经费预期。 同时,这类影片情节环环相扣,反转不断,给观众带来惊险刺激的感觉,非常抓人眼球。 有学者认为,“国内悬疑犯罪片的第一个创作高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是反特、侦探、犯罪、惊悚、爱情甚至伤痕反思等的多元混搭。
当前,《心迷宫》《烈日灼心》《记忆大师》《暴雪将至》《误杀》等一系列悬疑犯罪片集中上映,取得优秀票房,引发又一轮创作热潮。悬疑效果的实现往往需要借助“悬念”,建置与维持悬念是烘托悬疑氛围的最佳方法,能够最大程度地引发观众的观看欲望。 “悬念”作为一种经久不衰的叙事技巧,最初是在著名悬疑大师希区柯克的电影中衍生开来。 他曾将悬念比喻为安装在桌底的炸弹,“观众先于影片中的主人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知晓其即将面临的命运,因而在好奇和期待之中观察故事走向。”
在犯罪片的类型常规中,“悬念”的建置上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首先是犯罪是如何产生的?其次是谁造成了犯罪行为?由此可以形成两种叙事模式:一种是从犯罪者出发,揭秘他们的犯罪过程、犯罪心理、犯罪动机;另一种是侦探或者警察对犯罪案件展开调查,重点在于通过推理及侦察,确定犯罪人,抓捕犯罪者,强调警方的积极力量。 柯汶利导演的《误杀》以及曹保平导演的《烈日灼心》都以一桩杀人案为线索。影片中的主人公李维杰、辛小丰三兄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无恶不作的坏人,他们或出于保护家人的心理、或是因为意外而沦为杀人凶手。 这种情节设定让观众对其产生了心理认同,不希望他落网。因此,当剧情一步一步推进时,悬疑感也越来越强,观众越发紧张。《全面目击》《十二公民》中的悬疑则来犯罪者的真假身份,电影在开场时就设置一桩罪案,犯罪者的身份处于未知状态,从而吸引观众的兴趣。 由于限制性视角的使用,观众被蒙在鼓里,随着剧情的展开,越来越多的疑点有了答案,观众获得解谜的快感。同时,影片还将犯罪案件与司法审判联系在一起,故意设置虚假的犯罪者迷惑观众,扑朔迷离的情节引发悬念,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逐渐还原真实的犯罪人身份,获得事实真相。 警匪型犯罪片在警匪犯罪片中,执法者和犯罪者同时作为影片的主要人物,叙事重点在于建立警匪之间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侧重于展示双方斗智斗勇、追逐抓捕的情节。以激烈的外部动作和紧张的案件侦破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因此往往包含部分动作场面,影片结局必然是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正义战胜邪恶。 警匪犯罪片在中国香港地区成型较早,是电影市场上极其重要的类型之一。杜琪峰、吴宇森、刘伟强、麦兆辉、庄文强、尔冬升等香港电影人创作的警匪片成为一代经典,风靡一时,对韩国、美国等东西方国家的犯罪电影创作都产生过极大影响。 港式警匪片以正邪双方的二元对立冲突为主要叙事情节,注重警匪正反两方人物的塑造,强调邪不压正的价值观念。影片中,枪战、追击等奇观场面占有大量比重,凌厉快速的剪辑手法和眼花缭乱的动作戏构成影片中的华彩段落。 20世纪90年代,内地银幕上曾经也出现过类似警匪片的创作实践。然而,与港式警匪片观感极为不同,内地刑侦片往往从公安干警的视角出发,对犯罪行为的打击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是影片的重点内容。 警察身份比较严肃,娱乐性不强,对警匪双方人物的塑造也比较扁平化,影片重在彰显国家权力,维护政府权威,意识形态显著。新世纪以来,导演丁晟进行了警匪犯罪片的创作尝试,2015年他依据真实犯罪案件改编的电影《解救吾先生》上映,打开了内地警匪片创作的新局面。 影片以当时广受关注的“明星吴若甫绑架案”为故事原型,采用纪实性的摄影风格,同期声的声音造型,增强了电影的真实感。在叙事上,将外部冲突转化为人质与绑匪之间的心理斗争,人质与绑匪之间周旋是影片中的精彩看点,带来与以往警匪片完全不同的感觉。 此后,《冰河追凶》(徐伟,2016)、《引爆者》(常征,2017)、《绑架者》(徐静蕾,2017)、《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徐纪周,2017)、《心理罪》(谢东燊,2018)等警匪犯罪片相继出现,它们传承了香港警匪片的创作经验,注重对枪战、追逐、警匪搏斗等精彩的动作画面的呈现。 同时,也致力于塑造更加立体的犯罪者形象,强调他们的心理活动与犯罪动机,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反思犯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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