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年一度的高考拉开大幕，数年寒窗苦读，莘莘学子们的努力付出将会在接连三天的大考中见个分晓，拼个高低。我们不妨就着高考的热度，说一说中国封建时代的“高考”——科举制度。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中国科举制度，曾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经历了隋的肇始，唐的完善，到了两宋，这套旨在以科学与公正原则为国家延揽人才的官吏选拔体系进入到了它的鼎盛期，此后，宋代科代制度的标准遂成为后世王朝效法的圭臬。
发动“陈桥兵变”最终开创大宋基业的宋太祖赵匡胤自即位之日起，就深知“治乱”在于“治心”。这个从五代十国群雄割据的烽烟中一路笑到最后的武人，太知道武将擅权的危害了，他曾对自己的股肱之臣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正因如此，自开国之初，赵匡胤便将重文抑武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而作为这项国策的重要抓手，便是重新捡起历经战乱废驰已久的科举制度。隋炀帝创建的科举制度，无疑是对秦汉以来“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局面的一项破冰之举，尽管这个在史书中被骂得狗血喷头的荒奢之君在位期间仅进行了三次分科考试，真正晋身显赫者寥寥无几，但科举毕竟给社会平民知识分子开通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管道，促成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与交融。
及至进入唐代，这个中国历史上以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矗立于世的大帝国已经让这项官吏选拔制度更臻完善，当春风得意的登科举子们集体赶赴热闹喧嚣的曲江飨宴，并无比荣耀地在慈恩寺内的大雁塔下写上自己的名字，科举取士，已经以一种渗入民间的力量，成为寒门学子潜心苦读的动力，成为每一位读书人心中最瑰丽的梦。
在《千千阕》一书中，我们看到，宋代的科举制，不是对隋唐以来科举制单纯的“拿来”，而是以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和创新手段，为这项封建王朝的重要“发明”做了进一步的提升与加固。在唐代，“采誉望”，“纳公卷”，一直是科举考试前的重要铺垫，天下举子若想增加中举的砝码，就要拿着自己的诗文去叩响台阁近臣之门，谓之“行卷”，或是“纳公卷”，举子们的诗文能否得到这些官员们的垂青，能否在“誉望”方面赢得更多的激赏，决定了他们被知贡举官员们看到的机率，而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分无疑是一张科举试卷之外重要的“加权”。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年，白居易正是凭借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得到顾况的赏识，进而在长安博“采誉望”；而写就“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姑舅。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朱庆余，更是凭借这首《闺意献张水部》，为自己的科举铺平了道路，最终如愿登第，正因如此，在宋初，唐代的“采誉望”“纳公卷”一度曾风行一时，上至官员下至举子，蜂拥趋之。
然而很快，宋廷就发现了问题，“采誉望”“纳公卷”固然可以全方位考察举子们的综合素养，但也极易成为结党营私、徇私舞弊的温床，容易将一些寒门举子拒之门外，当“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成为“公荐”乱相，宋太祖遂两次下诏废除“公荐”，要求“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治其罪”，最终将一纸试卷作为了科举考试中唯一的评定标准。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公卿大臣们对考试过程的干预，从而让举子们尤其是没有什么“朋友圈”的举子们有了脱颖而出的可能。
除了罢公荐，停公卷，宋代科举取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举子们可以来自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商之士亦也参加科举考试，这无疑是对既往“重农抑商”观念的突破，要知道，当年李白正因是商人之子，才无缘科举之门的。当然，范围扩大了，并不意味着迈进这道门槛的随意性，相反，比之前朝，对举子身份籍贯的甄别更加严格了，宋廷要求，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应举者需投纳家状，写清籍贯、姓名、年龄、三代、家庭成员等相关信息，以期杜绝“妄引宗枝”“滥冒服属”现象，同时，必须有保官或者保人对应举者的籍贯、才学、品行等方面做担保，如有违制，担保者也要受罚。
为了扩大科举之门，延揽四方贤士，宋廷对世家子弟、贵胄之后在科举考试中的防范措施也相当严格，他们被安排在别院就试，有专门的主考官和监考，同时，恩荫入仕的官宦子弟或是希望通过科考寻求上升空间的下层官吏也可参加科举考试，但需先提申请，经皇帝批准方可应试，科举之日，另设场屋，谓之“锁厅试”。这项举措的施行，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恩荫和世袭等方式选拔官吏，同时也保证了生源的数量和质量，诚如宋太宗所云，“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一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
雪晴山色分遥碧。辉映江南北。子今东去步蟾宫，看少展、垂天翼。
晚来江上西风息。算不是新丰客。明年三月见君时，庆章绶、纡铜墨。
—— 王之道《折丹桂·用前韵送赵彦翔省试》
这首《折丹桂》，为宋人王之道送友人赵彦翔参加省试时所作，从这首词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王之道对友人的殷殷热望。在唐代，州县的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到了宋代，这种层层选拔的考试制度仍在沿用，王之道的友人赵彦翔能在解试中脱颖而出，去参加更高级别的省试，应该说，距离飞黄腾达之日已距咫尺之遥。
宋代的科举制，沿袭了唐制，也深深地打上了宋的烙印，“三岁一贡举”的固定周期，让寒窗苦读的举子们有了稳定的目标和规划，“特奏名”制度的出台，让屡黜于礼部的举子有了可以被朝廷量才录用的机会，而及第即授官的做法，则完全砍掉了唐代举子们通过科举考试之后还要继续通过吏部考核方可“释褐”为官的门槛，让宋人举子们的仕晋之路少了一重阻隔。当然，放眼宋代科举，最显著的标签还是“殿试”，尽管“殿试”在唐代就已有之，但将其与解试、省试一起，构成固定的科举考试三级制却是在宋代。
太祖开宝六年（971），落第举子徐世廉状告知贡举李昉徇私舞弊，“帝乃籍终场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见，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准以下乃御殿给纸笔，别试诗赋。”自此之后，殿试成为宋科举定制，殿试的主考官就是皇帝本人，而殿试的诸多关键环节也由皇帝把持，从而使天下举子们由有司产生的“座主门生”变成为经皇帝钦定的“天子门生”，一改“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的旧习，有司的权力寻租空间被挤缩了，皇帝的恩典更加浩荡了。
当宋太祖面对经过解试、省试选拔出来的举子，亲自命题，当廷测试，这位在乱世烽烟中起家的武人，已经通过“殿试”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赫赫皇威，一句“向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塞孤贫之路，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既道出了其将“殿试”固定成制的那份自得， 更让“贡举”在此后的王朝岁月中真正成为一项大宋举子之“贡”，天下英才之“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