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来自知乎网友linyi812的回答——
这是因为对于几十万年前，你没有预设立场，因为没有什么文献记载过这个时期的人物、事件、政治实体，从而不需要用遗迹来证明什么。
而对于公元前第三千纪末至公元前第二千纪上半叶，你或者其他很多人，却根据文献预先确定了夏的存在。这个时间段内遗迹的发现当然要容易的多，而且数量和密度确实也比几十万年前、几万年前的发现丰富得多，夏如果存在，而且是一个延续数百年、分布一定地域范围、并已进入国家或文明阶段的政治实体，其对应的考古遗存早已经被发现、发掘（虽然未发掘的更多），但遗存自己不会说话，如何从众多遗存中辨识出夏，这个问题比发现、发掘遗存本身要复杂。
只要你相信夏的存在，那么用邹衡先生的话说，就是
“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对考古学不够了解的人，对于国内考古工作强度和遗址发现的数量及其普遍性缺乏基本概念，不太能够理解邹氏论证夏文化的逻辑，为什么说到70年代探讨夏文化的条件成熟？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新发现了什么夏都或者新出土了关于夏的文字，而是因为经过多年工作的积累，那个时候全国范围内从仰韶到晚商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初步建立，既没有大的时间上的缺环，（在现代适宜气候区内）也没有大的地域上的缺环，尤其是在推定的夏年和夏人活动地域范围内，并不存在考古遗存的空白。夏如果存在，只可能在已知考古学文化中挑一个或几个，而不可能是根本未曾发现的、全新的考古学文化。
所以，问题并不是“找不到证明夏存在的遗迹”，而是“从找到的遗迹中证明夏的存在”这一证明关系是否成立。
多说一句，即便认为这个关系不能成立（或者存在争议），也不能由此推导出“夏不存在”，而是说明，要么考古材料不充分，要么证明能力不足（或至少不能得到公认），要么“证明”本身是伪问题。
不知道，你怎么看？
其实，有关夏代信史的考古学证据：
“鼏宅禹迹”是从秦公簋中出来的，现在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虽然春秋时期的秦国还是一个弱国，可是他们对周文化心向往之，他们在鼓吹自己祖先历史的时候就讲他们是受天命，“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责，十有二公， 在帝之坏，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赫事蛮夏。”
实际上，这就代表了春秋时期的人认为“夏”不但是存在的，而且代表了早期王朝的正统性。
秦公簋（民国初年甘肃礼县出土）
秦公簋铭文（民国初年甘肃礼县出土）
宋代出土的器物叔夷钟五，讲成唐（汤）受命伐夏，占领了夏禹的版图。“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 剪伐夏嗣，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 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与“鼏宅禹责”是一个意思不同的说法。
叔夷钟五（宣和五年-1132年临淄出土）
叔夷钟五铭文（宣和五年-1132年临淄出土）
所以，王国维当年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诗经》里面引了大量的语句，也有类似的表述，只不过是有人认为出土文献不可考，实际上这都是约定俗成的说法，没有人有异议。
《左传》、《国语》、《尚书》中都有夏代的史料，《左传》引了《夏书》十五条，《国语》也有十几条，我们看到的《尧典》等都与夏代的历史有直接的关系。
更直接眼见为实的证据就是保利博物馆收藏的燹公盨 ，这在《夏本纪》中也有记载，“命诸侯百姓与人徒以傅土， 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不同的文本中有相同的表述。
一般来讲是为王某年某月某时因某事做某器，唯独燹公盨就没有。这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的篇章是非常接近的。
燹公盨
燹公盨铭文
可是从近代以来，我们都知道因为疑古学派的出现，所以对夏代的存在与否有了很大的争议，我们举顾颉刚先生和陈梦家先生。
顾颉刚先生不怀疑夏代的存在，而是怀疑大禹和夏的关系问题，“知在殷商以前确有此一朝代也；……禹究竟与夏人是否有血统上之关系，又属疑问。 ”他一辈子都没有怀疑夏代是否存在。
倒是陈梦家先生，他说“夏世即商世；禹为商人之祖；夏商帝王名，多相重复。”夏代是商代构建出来的镜像。
北大的老前辈胡适先生疑古的态度，“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错也有高下之分，疑错显得水平高，信错显得水平低。今天来看我们觉得这很不胡适，或者说这不是真正的胡适。
我们看胡适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他说“以后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我想没有哪位朋友今天会依然持这种态度。
更重要的是近些年很多学者从考古学方面做了更
系统的论述，可以举中外各一位学者。
比如说艾兰教授，她出版过好几本早期中国的著作，她说商代有一个关于夏人的
神话，而且是商代神话二元对立的反映，后来被周人转变为一种历史。从她的表述来看，夏代是被商周时期的人建构出来的，实际上这和陈梦家先生所说的建构是同出一辙的。
许宏老师说，在没有夏当时的文字材料出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朝的夏的存在无法得到证明。可以概括为我不知道夏代是不是存在。
胡适
第二，我想和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到底有没有通过考古学的方法解决夏的问题，我们要看看过去将近几十年来考古学都是怎么样来研究夏这个问题的。可以概括为夏都法和夏墟法。
首先我们要想考古学是研究什么？
我想以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的一句话来说明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他虽然不是考古学科班出身，但他清楚地认识到，除了刻字甲骨、刻花骨片和白陶这些精美器物之外，殷墟的“基本材料仍是那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等”， “在这种材料上我们希望能渐渐地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这是考古学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殷墟刚刚挖了两次，他说以那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等来构建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而不是以甲骨文为基础构建殷商的历史。
真正探索夏代的是河南考古所的安金槐先生，他1975年的时候开始这项工作，投入“夏都法”，找到夏王朝都邑自然就找到了夏文化，这是很容易选的一条路。
“目前探索夏代文化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夏王朝奴隶制国家统治的核心区域，特别是应当首先放在文献记载和传说指出的夏王朝都邑所在地以及夏人的重要活动区域。……否则漫无边际地去寻找夏代文化，即使发现有早于商代而相当于夏代的文化遗物，也会因为没有文献资料的佐证，而难于确定其为夏代文化。”
安先生找到了登封王城岗遗址，而且战国时期的时候出了陶文，写了阳城的传记，所以，安先生的运气也很好，真挖出一座龙山时代的城池，他说这就是禹都的阳城，这不就找到了夏文化了吗？问题就解决了。
但这只是问题的开始。
登封王城岗遗址
禹都阳城
比安先生更早的是著名的徐旭生先生，他一直有一个梦，就是找到夏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想通过具体的考古实践解决夏文化的问题，1959年他获得了这个机会，去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搞考古调查，早早地拟定了方法，从夏人的活动范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夏墟，通过文化之间同异的比较，解决夏文化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我称之为“夏墟法”，这不是通过一个点而是通过一个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找到了二里头遗址，他本来是找夏墟的，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这是商汤的都城，那么距离夏也就一步之遥了，因为商灭了夏。
可是有人出来搅局，就是北大的邹衡先生，他之前研究商文化，到了70年代的时候，对了夏文化的问题有了系统的认识，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种观点，他认为其他多数的学者都没有一种正确的方法。
“从50年代末期开始，夏文化的探索者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二里头文化。不过，他们大多数并没有重视徐旭生先生提出来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也没有人对二里头文化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直到70年代初期，还都主要从年代上考虑问题。”
他认为这些论点几乎都没有经过周密的论证，只是为数不多的学者用简单的方式各抒己见而已。
20世纪50年代的二里头村
我们分析夏都法，夏代都邑的范围早于早商文化的遗存就是文化。
第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定一处遗址是夏代都邑，第二是如何把夏文化和早商文化截然分开。第三，早于早商的遗存就一定是夏文化吗？可能还有其他的氏族，早于早商的并不一定是夏代的，我想这是大家能理解的。
邹先生带着这样的问题，做了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完成了徐旭生没有做完的工作，就是用夏墟的方法。
首先他确立了夏墟，他写的这篇文章《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就是看夏人活动的范围有多大。然后他写了《试论夏文化》，主要是想区分夏和商文化的区别。仅仅区别夏商文化还是不够的，他又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要考虑到其他考古文化和夏文化的不同。
这就真正从学理上完成了徐旭生先生提出的，用文化之间统一的比较比出夏文化，而不是简单找出一个遗址，你认为这是夏都而挖出来不是。
在这样的基础上，邹先生得出了一个结论，二里头文化遗址一至四期是夏文化。他用夏墟的方法，《试论夏文化》这一篇写了8万多字。同时期和他论证的其他学者的文章，基本上没有超过8000字的。
为什么讨论一个问题，邹先生要花8万字而别人要花8千字呢？显然是研究方法是不一样的，邹先生必然花费的笔墨要多。最后的理论是什么？实际上就归结到这两种器物上的区分，按照邹先生的结论是，
左边的深腹罐代表了夏文化，右边的绳纹鬲就代表了商文化。第一，以鬲的出现为夏商文化的分界；第二，以鬲占主流的时段为夏商文化的分界。
问题是，文化的演变是否与王朝的更迭同步？这个时段有多长？我们不知道。
深腹罐和绳纹鬲
这两种方法都有缺陷性，夏都法过于依赖王陵、文字等铁证。殷墟是有天时地利人和，恰恰是找到了一堆甲骨文和王陵大家就想到了这是殷墟。反而是商代十几座都城，为什么只有一座是确定的呢？郑州商城等等都不确定呢，大家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那是因为殷墟有它的特殊性，殷墟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如果把考古学的判断建立在王陵和文字等铁证的基础上，是把学科的基础建立在偶然性的基础上，我认为这实际上偏离了考古学探讨问题的轨道。
看起来夏墟法更科学，可是它难以解决夏文化的起点和终点的问题。夏王朝的起点和终点是绝对的年代，考古学是不能解决绝对年代的，所以我们试图通过陶器文化的改变来判断夏商分界，实际方法上来讲注定了此路不通。
邹衡
正是考虑到了这些问题，我目前所能给出的药方是提倡在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
第一，是带着具体的历史问题来处理考古材料，或者说，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具体方式是由问题决定的；第二，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或者说，借助于文献记载等历史信息，有效地将考古材料转化上升为史料。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之上，来解读我所理解的夏文化。
首先遇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夏文化的内涵问题。第二，我们要解释为什么夏文化的开始是在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以及夏文化的结束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之末，这不是什么新观点但我试图用一种比较合乎逻辑的叙事方式来解决。第三，要解决夏文化的绝对年代的问题，将其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个考古现象，这是要靠运气的，有些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能解决的。
下面我谈谈最终的几个认识：
首先是夏人到底是谁的文化？我们今天所说的夏文化是夏鼐先生的一说，“夏文化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争了几十年了，我认为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都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确实是夏人的遗存，那么夏人在血统上也是多元的，夏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实体。
我们要观察在这一个时期内，所谓的禹域，也就是夏代大致的地理范围，通过我对陶器文化的分析，我把它分成了三个核心区，对应若干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像煤山、王湾、造律台、后冈、三里桥构成了一个共性的文化圈，空间的分布上与夏王朝的核心控制区是基本重叠的。
三个核心文化区的文化面貌依次存在着递减，实际上与《尚书·禹贡》所描述的五服的差异有某种巧合之处。
禹域内龙山时代文化大势
我认为所谓的夏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夷夏融合的产物，并不存在着血统纯正的夏文化，找一支特别纯的，我认为这个可能是不存在的。
第二，族属与考古学文化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是探讨过的，但考古学文化完全是有可能超越血缘关系——同姓部族的物质文化未必相同（日用陶器尤甚），而异姓部族的文化则未必不同；华夷之辨，最根本的标准是文化，而非血缘。
夏王朝的时间跨度，碳十四测年只是某种考古学文化的测年，而文化的始终并不与王朝的始终相重叠。
解决夏文化上限和下限的问题，第一，要观察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背后一定有历史的动因，这个动因很有可能和王朝的兴衰有某种联系。
第二，要注重重大历史事件对考古学文化带来的影响。我们要通过重大历史事件对物质文化上变化的影响，借助这个来确定夏文化的上限或者是下限。假如说我们发掘出来一类具有王朝更迭意义的特殊的遗迹和遗物，比如说你要发现青天白日和五星红旗的对比，这你才知道新中国的建立应该不早于这个时间，而不是看那些与王朝更迭关系不明显的物质遗存，陶器恰恰是不明显的东西。比如这些玉器，我认为它是禹征三苗的遗物，这个物质遗存年代的下限就比较接近夏王朝的开始。还有一个是牙璋，我认为牙璋就是玄圭，这是夏王朝建立的标志性的东西，夏王朝的建立不能晚于玄圭扩散的年代。
牙璋与玄圭
考古学文化的变化，一定是跟人群的异动有关系的，这时期的区域大势，是在二里头和二里岗的交界的阶段，出现了城市建设的异动，在这个时期同时有几座城市布局改变了，有的重新做了城，比如说兴建了偃师山城，就是因为夏商王朝的更迭造成了政治势力平衡的改变，由此产生了城市变化的异动现象，这种建设的异动比陶器文化的变化更能说明夏商的分界在二里头和二里岗的交界之处。
我的判断是，夏商分界应该就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和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不排除两者略有重迭）这一时间节点上，二里头文化在主体上应属于夏文化。由此，河南龙山文化的煤山类型、王湾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共同组成了完整的狭义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