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腐朽。
现存关于夏代的事迹，出自口传，再由记事者写在竹简之上，辗转抄传，所以较迟。两方所说都有理由，也仍不能成定论。
现在能确切证明的中国历史，始自公元前约1600年的商代，这朝代的两座都域和约十处国王埋葬之陵寝已经发掘。不仅它的文字确切的存在，而且其字体镂刻在兽骨之上。出土的这种“甲骨文”碎片数以十万计。
商代遗址在今日的河南省，历史上称为“关东”，我们也可称它为“东部平原”。它和西部西安一带的“黄土高地”构成一种东西轴心。
“商”成为一“朝代”也是名正言顺。它的王室谱系全部保存无缺。国王传位一般采兄终弟及，偶尔父死子继。
此外，商人也可以视作“商民族”，因为他们垄断冶制青铜的技术，在军事上占优势，也保持着宗教上的向心力，所以能凌驾其他民族之上。
他们的青铜器皿，不是兵器，就是祭器，只有极少数例外，其制造采取集中的方式由国家监督。
商文化表现着它和同一时期其他文化等量齐观，却并不一定就能代表传统中国的特色。
例如商代社会虽属父系，但是它的贵族妇女却享有相当自由，几百年后，甚至几千年后，中国妇女仍不能望其项背。
商人好酒，兴致高而活力充沛，他们杀人作祭祀，毫不感到罪恶，而且在甲骨文上不断的留下人祭的纪录。他们能派遣三千人的军队，作百日行军的远征，这样的军队尚可以由附庸国家的部队支援。有时候作战的目的在于掠夺取利。
国王的陵寝由上至下掘土而成，上端的坑大，越至下端愈小。国王的陪葬品有战车与马匹，殉葬的人被斩首，头颅和躯体整齐地排列着。而由上至下以泥土敲打而成的梯级，则显示出殡时必有繁缛之仪节。
商民族虽已从事农业，却仍保持着渔猎的传统。他们在五百多年的历史内，迁都的次数在六次以上，而且甲骨文上经常有狩猎的记载。
商代最后的一座都城，临近现代的安阳，考古学家在当地发现许多兽骨。
农业的操作似由奴工执行，在一处坑内所置放的石制镰刀有好几千把。
甲骨文上的记载表现着商朝的国王对于天候极度关心。编订历日，也是王室重要的职能。在这些方面，商朝与此后以农立国的中国已保持着传统之联系。而甲骨文的书法，更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当初甲骨为巫卜之用，现存的甲骨，则是商代的史官根据原件复制作为一种永久的纪录。
甲骨的大量出土，使当时事物逐步可考，给后人看出此间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即将发展成为一套令人心折的文化。
根据专家统计，甲骨上所记载的不同文字，为数共约三千，其中一千字已可以辨识。这种古代书法，乍看起来变化万千，可是因为其由原始的天才人物设计，引用永恒不变的意义为根柢，当中之一部分今日可能为熟悉东亚文物的人士一眼看出。
值得注意的是，青铜时代的书写方式和今天报纸上的铅字一脉相传。
今日的汉字为数两万，又经日文与韩文采用，无疑已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字之一。它的美术性格也带有诗意，使书写者和观察者同一的运用某种想像力，下至最基本之单位。
上海人的沪语发音软如法语，广东人的粤语发音硬如德语，也能用同一文字互相会意。所以这种书写的方式促成中国人文化上的团结，其力量不可权衡。
公元前100年左右，甲骨文的字汇，饱和到大约一千个字（专家认为其他的两千字大致为专有名词），青铜技术也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商文化为周所替代。
周发源于西安附近，为后起的强国，此后数百载，这黄土地带上的一雄给中国的影响，远超过东部平原的商。
这地区自中古至近代并非中国最富庶地区，更不是最容易接近的地区。
西安总揽这地带却注定要在中国历史里产生決定性的作用。以一个天马行空的比喻来说，就如同让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在历史上的功效，超过东部的麻州或宾州。
这种比喻别无他意，不过强调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中国文化为亚洲大陆产物，西方文化则离不开大西洋的传统，此中有一个深刻的差异。
